实施西电东送是由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衡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是我国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要求。西电东送工程始于1988年，初衷是开发西部水能资源来满足东部电力需求。1999年，当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电东送的进程大大加快。至目前，西电东送已形成南、北、中三大通道，西电东送工程更多意义上成为一项旨在优化我国能源资源配置、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工程。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不仅有效改善了我国电力供需状况，优化了我国电力资源的空间布局，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格局，对于区域分工、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生态环境、能源战略、区际利益、政府规制、体制改革以及东西部关系等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区域效应。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没有系统评价西电东送区域效应的文献资料，对于西电东送工程是否达成政府公共政策目标也缺乏政策评估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因此，适时研究西电东送的区域效应和区域政策十分必要。　　《西电东送的区域效应及政策研究》一文以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区域经济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基础，把区域经济系统扩展为经济——资源与环境——社会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将能源、资源、环境三个因素纳入区域经济体系进行一体化分析，并将考虑代际利益约束的全社会最优作为价值取向，以区域利益分配公平为落脚点，对西电东送南通道，即贵州、云南等向广东送电的区域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藉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旨在为促进能源资源配置的最优以及区际利益的公平分配提供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资源与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自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后，资源尤其是能源需求超高速增长，瓶颈效应愈发显著。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能量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失，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有的能量转化都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现有科学条件下的能源资源是短缺的，按目前的资源利用方式终有耗竭的一天，这也是经济短缺的根源。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与经济并非独立的系统，它们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必然耗费资源、影响环境，而资源与环境反过来也制约经济活动。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要的条件是维持自然资源与环境能够提供一系列服务功能。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源与环境作为“公共用地”而存在，对其开发利用是不计价值的，成为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中，把经济、资源、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对西电东送的区域效应作出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评价。　　应当说，《西电东送的区域效应及政策研究》第一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力求科学、全面、系统地构建起西电东送区域效应评价体系。论文依次论述了西电东送区域效应评价的理论基础、评价原则、评价目标以及指标体系。在对西电东送输出地与输入地的直接经济效应、间接经济效应以及资源与环境效应依次深入阐述并结合西电东送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切入到论文关注的焦点，即区域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从而初步揭示西电东送工程开发和交换过程存在着明显的空间上的福利不平等或不平等交换问题，并指出这种现象明显偏离了政府公共政策的若干既定目标:虽然达到了促使电力资源供需平衡以及初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但与分配公平和缩小东西部差距的西部开发政策目标存在明显的偏差。　　西电东送工程最直观的效应是经济效应。资源输入地广东省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2003年GDP中重工业比重开始超过轻工业，连续几年来，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其中汽车、机械、石化、钢铁增长比较快。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为广东省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电力，缓解了电力短缺，改变了当地的能源消费结构，降低了电价，节约了经济成本。广东省从西部输入电力，置换出本地应用于发展电源的资本，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项目，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资源输出地而言，西电东送充分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所需的启动资金，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进而大大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能源资源的短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帕累托最优”是资源的最佳配置。西电东送工程实现了能源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提高了一次能源消费中水能资源的比例，相对减少化石燃料耗费，促使资源配置效率向“帕累托最优”均衡点靠近，优化了能源结构，有助于形成一种能源高效利用、低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西电东送使得西部的能源潜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增强了国家能源自给自足的能力，相应减少了对国外能源的依赖，从能源战略的高度提高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此外，西电东送还产生了明显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和节能效应。所有这些都将有利于我国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显著的环境效应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区域效应之一.西电东送降低了电力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环境影响。开发西部水电资源有利于流域的综合治理，具有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煤种齐全，煤质优良，分布相对集中，在矿区建设大型火力发电站向东部输电，可以减少煤炭大量运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西电东送将减少东部地区电力项目的建设，减少东部的环境污染。由此也使全国电力生产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电厂的相对集中分布可以有效降低污染控制与治理成本。但是，无论是水电还是火电都会对当地资源与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西部地区在成为我国主要的电力能源供应基地后，资源与环境负担无疑会逐步加剧，因此，西电东送带来的资源与环境正面效益主要体现在东部输入地，而负面效益却主要集中在西部输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电东送实际上制造了污染的地区转移，其实质是资源与环境价值或效益的转移。考虑到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生态环境容量等因素，如果在西电东送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合理的资源与生态环境补偿，则可以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受到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而如果西部电力资源输出地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资源与生态环境补偿，则必将继续加大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不利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西电东送产生了巨大的区域效应，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作为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作者不能不关注这些效益如何在东西部进行分配以及分配的结果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在现行政策下，西部地区电力行业创造的增加值，有很大一部分流出了西部。而且，由于缺乏输出地参与分享环境效益和能源效益的机制，输出地几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例如，能源租金和环境租金输出地所得甚少.分析结果表明，西电东送虽然促进了西部经济发展，但却无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相反，由于现行政策的不合理叠加在本已存在的“比较利益陷阱”和“双重利润流失”的区域分工格局上，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差距，引发了区际利益矛盾。例如，建立在“竞争性”原则上的电价机制和由此形成的不合理的电价水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西部电力开发特别是东送的积极性，而西电东送输出地资源耗损与环境的损害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长此以往，也必将严重影响西电东送的健康发展。　　由于西电东送涉及的区际外部性、环境外部性的广泛存在，市场的自由运行不可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全社会最优。而当涉及区域利益的公平分配时，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的政策规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必须同时并举，进行有效的政策干预与调控。针对西电东送的区域经济政策应有目的地向西部倾斜，以补偿西部能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耗损。通过区域经济政策的干预，努力使西电东送战略工程的区域效应实现均衡，不仅要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发展，还要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有利于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也是论文希望达到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