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历代儒家经典为线索,对儒家“和”观念的起源、内涵与思想观念的内在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与理论分析,以此探究“和”观念在中国哲学文化形态中的独特内涵与理论特征,并力求展现儒家“和”观念背后中国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理论思维方式与价值关怀。本文的主旨在于梳理与阐释出从先秦到宋明时期儒家“和”观念的内涵特征,内在的发展轨迹与理路,这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儒家“和”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范式。本论文在考察了“和”字的语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礼乐之“和”、阴阳气感之“和”与天命心性之“中和”三个方面阐发了儒家“和”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范式。第一章阐释“和”观念的源起。首先从甲骨文、金文入手对“和”做了相关的语源学方面的考察,揭示出“和”的原始本义与引申义,以求从根源处理解“和”之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对“和”观念之源起的三代时期的“和”观念做了相关的阐释。最后围绕着“和”观念,对“和”与“中”、“中和”与“中庸”、“忠恕”、“仁义”、“致诚”等儒家思想中几个极为重要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的考察,以求更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儒家“和”观念之内涵。第二章阐释儒家的礼乐之“和”观念。先秦儒家主要从人文层面的礼乐教化上阐释“和”。先秦儒家关注的重点是现实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上,在阐释“和”的内涵与特征时也重在将“和”纳入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下进行考察。他们以人的中和本性为人性论依据,主张礼以致“和”,乐以成“和”,通过礼乐教化的方式来调节、涵养人的中和性情,进而来调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群体的整体有序之和谐。这个时期“和”观念的内涵、思想范式与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礼乐之“和”。第三章阐释儒家的阴阳气感之“和”观念。由《易传》开始,儒家开启了从宇宙论层面论“和”的阴阳气感之“和”思想模式。先秦儒家主要从人文主义层面上追求一种礼乐教化之“和”,而缺乏一种对“和”观念的形上理论建构。《易传》在吸收、借鉴道家的宇宙观之后对儒家思想“蔽于人而不知天”弊端进行了纠正与补充,使得儒家“和”观念开始展现出一种形上的宇宙论理论维度。《易传》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而“太极”即是阴阳淳和未分之气,即是一种阴阳气感之“和”。本源之“和”按着阴阳和合之道化生了宇宙万物,宇宙的化生及其万物之间动态的整体和谐即是在阴阳交感、阴阳变易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阴阳和合之道成为宇宙生命和谐历程的根本法则。由《易传》开启的阴阳气感之“和”思想范式成了战国中晚期、汉代儒家“和”观念的主要内涵特征与思想范式。汉代的“和”即是一种天人合一视野下的阴阳气感之“和”,至宋初的张载,天地万物之间的阴阳气感之“和”观念达到了思想理论的高峰。第四章阐释儒家的天命心性之“中和”观念。宋明理学主要依据《中庸》首章的“中和”观,围绕“未发”、“已发”、“天命”、“心性”、“体用”等范畴,从形而上的天命、心性的层面对“中和”观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宋明理学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等原始儒家文献的挖掘,融合佛老思想,并结合自身的心理体验与理论建构,找到了“中和”的形而上的天命与心性论的依据,使得“中和”的天命、心性内涵在宋明理学中被大加阐发。由于《中庸》对“中”与“和”、“未发”、“已发”等概念并未做出明确而清晰地界定,这就为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诠释与阐发保留了极大的理论空间。这个时期的“中和”观系统、深刻而富有思辨性,“中和”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形而上地位以及心性化的色彩,我们把这个时期“和”观念的内涵特征与思想范式概括为天命心性中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