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随着数据分析和利用等技术不断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要素。虽然《民法典》和《数据安全法》中对数据保护作出了基础性的规定,但关于数据权益的法律性质及分配机制缺少具体界定,导致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存在很大争议。本文通过对我国“深圳市谷米公司与武汉元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饭友App抓取微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涉大数据纠纷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现行与“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无法满足大数据在运作方式、权利内容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的需要。大数据具有强外部性、稀缺性和价值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大数据及数据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已成为新型财产权利的客体。数据资源的确权、收集、使用等已使得涉数据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与日俱增。虽然当前《民法典》迈出了数据保护的第一步,对数据财产权进行原则性规定,但数据财产权的具体内容仍未以立法方式得到国家确认和保护,对数据权益的保护较为分散和片面。数据财产权的利用需要以保护财产权利的为前提,因此,数据财产权的顶层设计和法律规制应对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保护方式、法律监管等做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为解决大数据收集、使用中的现实困境,本文通过: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展开叙述。其次,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案例进行梳理,归纳我国在数据使用、收集、交易等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并对法院的裁判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我国存在:数据与信息界分不清、数据没有专项立法、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及保护措施不清等问题。后对当前我国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总结和梳理。最后,以我国裁判案例和立法现状为基础,对数据财产权益的保护提出有效对策。对“数据”含义的进行辨析,提出应将数据财产权定义为兼具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的综合权利;将权益主体限定为用户个人、国家机关与企业;通过设置许可制度、设立数据保护师、完善公益诉讼机制、加强政府监管等多种方式对数据收集、使用、交易等行为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