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目标。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企业作为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而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可以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融合,突破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推动乏力的困局,有利于企业提质增效升级。然而,“索洛悖论”以及相关调研结果都表明,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发挥其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从企业角度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也很少有文献从生产率的角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寻找适合自身战略要求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方向,以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企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从总体规模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占GDP比重逐年提高,但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行业分布看,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而制造业和农业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同一行业内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明显;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企业呈现出迅猛的数字化发展势头。数字化转型深度赋能企业研发、制造、营销和运营等方面的运作流程,将有效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作用机制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向外界释放了企业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号,便于企业识别社会责任议题、强化社会责任战略导向、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共创,因而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其次,数字化转型使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优化公司治理决策,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公司治理成本,有效改善了公司治理;第三,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感知复杂竞争环境的能力、获取并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使企业根据竞争环境的变化不断重构资源与能力,而感知、获取和重构能力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和动态能力的改善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可以推断改善企业社会责任、优化公司治理和提高动态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机制。本文借鉴相关研究中的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库,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提升企业动态能力的机制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假设得到了相关数据的验证;第三,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具有持续性,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对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第四,数字化转型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运用这五个方面的技术,而企业实施这五个方面的数字化转型都将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第五,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更明显的提高作用;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明显的驱动作用,但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无法发挥其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企业要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尤其要重视对大数据技术的研发和运用;第二,企业要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出发,塑造可持续的竞争能力,完善信息披露和传导机制,为数字化转型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条件;第三,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产品特点、行业现状、所处地区、产权属性等情况实施数字化转型,使数字化战略与企业的发展阶段和业务相契合;第四,政府应当构建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相关政策的实施应注重精细化与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