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就业受到大量关注。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和产业的外移,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引致国内就业空心化;也有大量实证文献从发达国家角度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既存在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最终的净效应与母国自身的经济特征、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等因素有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其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关注。近十几年来,中国OFDI迅速发展,截至2014年,存量达到1231.2亿美元,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97万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工业行业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就业矛盾越来越突出。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究竟如何影响国内就业?是否与发达国家的作用机制和结论相一致?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结合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利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理论和实证分析均有待完善。国内研究都只从统计和定性的角度运用简单的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结论的可信度不高,主要存在以下缺点:一是笼统地从宏观角度分析了 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缺乏从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分析,而中国作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企业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二是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并且均没考虑投资区域以及投资结构的差异。三是都只单独研究母国及东道国特征的作用,缺乏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分工地位相联系角度的分析,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衡量一国国际相对竞争力的指标,势必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而对母国就业产生作用。此外,在梳理相关基础理论时发现,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只是分别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条件,缺乏关于O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理论和传导机制的分析。因此,本文以现有理论和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中国跨国、省际面板数据全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一方面从统计数据层面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的关系;另一方面结合投资动机、投资类型、投资结构以及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等因素,从实证角度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就业规模以及就业结构的现状,归纳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就业的行业、区位等特征,并揭示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在统计上体现出两者的变化规律和数据联系。然后,分别从不同视角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第一,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角度。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并分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地区就业整体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地区就业结构整体上有显著的优化作用,分地区进行比较时发现,只有东部地区的对直接投资优化了该地区就业结构,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一步,为了分析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这一效应,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生产率的交互项,发现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会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第二,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角度。分别计算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水平型OFDI和垂直型OFDI存量,再结合制造业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建立计量模型,利用系统GMM方法讨论了 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国内制造业就业水平,并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垂直型OFDI;总的垂直型OFDI显著增加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优化了就业结构;总的水平型OFDI对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需求也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作用效果小于垂直型OFDI。考虑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时发现,总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会抑制OFDI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初级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高,对国内就业存在显著地抑制作用;相比较,高技术行业分工地位的提高增加OFDI对国内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三,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角度。分别测算出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FDI存量、在发达国家的“逆梯度”OFDI存量以及OFDI的二元边际存量,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其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制造业双梯度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均有拉动作用,均增加国内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且“顺梯度”OFDI的正向作用大于“逆梯度”OFDI;但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结果存在差异,低技术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逆梯度”OFDI;中、高等技术制造业对国内就业的拉动主要来自在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FDI,并且高技术制造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国内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考察投资的结构特征对国内就业影响时发现,中国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投资的扩展边际,不同技术行业表现出一致结论。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发达国家的“逆梯度”OFDI对国内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扩展边际。制造业OFDI二元边际均增加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扩展边际的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说明制造业OFDI对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依赖投资的扩展边际;而分投资区域的投资结构进行研究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集约边际对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扩展边际对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第四,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利用中国服务业2004-2013年面板数据,分行业、分类型研究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就业有促进作用,但是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就业规模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减少其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消费者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不同类型东道国采取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高跨国民营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改进国有跨国企业公司治理;推动中、西部地区企业发挥技术优势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境外合作;有效利用制造业OFDI,加大对中国就业的拉动作用;注重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培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