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面临的环境既不同于新古典环境也不同于科斯环境。在转型环境下,资源配置不仅面临着市场、信息、交易费用的约束,而且受到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度约束。中国转型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又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中国经济转型,是在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产权控制和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控制,为体制内合意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金融资源,从而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的“L”型下降,实现了经济转型第一阶段的成功。 但是,政府实施的“强金融”支持政策的有效性,随着买方市场的基本形成和金融体制的变革,其边际收益随着累积金融风险的增加而不断递减,表现为弱有效甚或无效。因此,中国转型经济第二阶段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和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组织体系的产权改革和结构优化。只有从根本上改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垄断和国有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垄断,才能为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提供制度基础。 凯恩斯地带是一个在完全市场环境下,采用净额货币分析的地带,净额货币分析使“金融机构像变魔术似的失踪了”;麦金农—肖地带主要关注的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但忽视了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金融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银行产权的国家垄断和金融市场竞争的国有银行垄断。这种“双垄断”的结果是缺乏激励约束的低效的金融结构和因缺乏竞争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累积的金融市场。因此,如果说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忽视了金融机构的话,那么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找回“失踪”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又忽视了中间地带的制度安排。而这个“黑盒”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也是构成本文立论的基础。 金融资源是金融资金、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三个层面的金融资源不仅具有不同的资源属性,而且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其作用力也不一样。制度资源提供的是资源配置的制度环境,它决定着金融配置主体的地位和性质,以及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也决定着金融资源帕累托改进的程度。这使我们明确了在转型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对金融制度资源本身的配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金融资源的双重性表现在: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权利资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