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作为魏晋隋唐时期处于统治上层的贵族群体，史学界对之进行了诸多研究，可谓成绩蜚然。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汉族士族群体身上，而对代北“虏姓士族”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为个案分析。本文则从“虏姓士族”群体整体的角度，进行长的时段的考察，以期对于北魏至唐末的整个社会政治发展史有一个灵全面的认识。　　 代北虏姓士族群体的早期成员，是指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定姓族时，随其南迁洛阳而士族化的那部分鲜卑贵族。但其在北魏末年受到了自河阴之变开始的一系列政变、起义等不利因素的打击，使得这些虏姓士族家族的命运出现了分化，有的家族从此沉寂了，有些家族则在挣扎中延续下去。这些能够延续下去的虏姓士族家族与同时乘魏末战乱之机崛起的六镇武人势力，共同组成了之后的虏姓士族群体。但随魏分东西，他们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东魏、北齐在胡汉交融的矛盾统治政策下，对汉士族采取了继承北魏孝文帝“非‘四姓’不在选”的政策，对虏姓士族却采取了防范、打击的措施。所以这一系的虏姓士族势力，此间虽有所发展，但与同时期的西魏、北周一系相比，就相形见黜了。西魏、北周采取了表面反汉化的恢复、赐鲜卑姓等鲜卑化措施，组建了以鲜卑部落兵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中本位政策和这一政策指引下的关陇统治集团，培养了一批鲜卑化的军功贵族，他们就是之后虏姓士族群体的主体。所以，西魏、北周一系的虏姓士族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的。他们不但是北周王朝的实际掌权者，也是之后隋、及唐前期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而北周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统治政策和统治团体，才最终得以消灭北齐，在东、西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代北周而立的隋，继承了北周末期向汉化正途回归的发展道路，顺应历史发展由门阀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趋势，采取了一系列打击门阀制度的措施，如废中正、兴科举，把用人大权收归中央；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从经济上对之进行打击等。此间虏姓士族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群体，而是和汉士族一同发展，命运沉浮与共了。　　 唐统治者在隋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多对门阀制度及士族阶层进行打击的措施。如科举制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自武则天开始，被大力、全面的推广，使得士族门阀原本依恃门第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现在只能转而依靠官僚制下的官品。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仅有门第而没有一定的官职，就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从而从根本上导致了士族政治的解体。此外，关陇集团在武则天不遗余力的打击下，于唐玄宗统治时期彻底瓦解。这对虏姓士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同于玄宗之世发生的安史之乱及之后唐末诸次动乱、起义，加速并最终促成了整个士族群体退出历史舞台，虏姓士族作为其中一员，也只能无奈的一道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代北虏姓士族群体作为整个士族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士族群体的共性，而作为其中出身少数民族者，又有自己的特色。其在北朝隋唐的发展史，是一个即对当时历史、汉士族群体，也对自身产生深远、重大影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