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基督教（指新教）乡建运动，上起1907年第一位农业传教士来华，下至1950年基督教乡建运动终结。在中国近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基督教曾扮演过积极角色，但在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中，基督教乡建却没有得到相应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中文学术界，近二十年来，台、港和大陆三地只有三篇专题论文。中外学术界已往的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清晰的认识，如基督教乡村建设是如何起源的？基督教乡建的理念是什么？乡建（世俗）和宣教（神圣）目标在基督教乡建实践中的关系是有机统一还是内在紧张？基督教如何在乡建运动中回应社会与政治的挑战？基督教乡建对中国教会本色化有何意义？另外，已有的成果大多是针对部分地区、部分时段，或某一层面所做的研究，还缺乏从宏观角度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进行研究的成果，从而不能准确把握基督教乡建的性质和全貌。因此，本文试图充分利用已刊和未刊的资料，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并由此获致基督教乡建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史上的意义，以及基督教乡建所代表的社会福音派在近代社会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同时，本文也是迄今为止在中文和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整个历史过程所做的最为详尽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言，首先介绍关于基督教乡建以往的研究、本文研究的问题、思路、方法及所使用的材料。本文把研究对象放在基督教运动的架构下来处理，遵循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探讨基督教乡建运动的历史进程。社会福音理论是基督教乡建的神学基础，本章对社会福音的产生、在华传播及对中国近代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做了阐述。 第二、三、四章是本文的主体，分别就基督教乡建运动的起源、理念及实践做了论述。在二十世纪初期，首先在美国产生了一批从事农业和乡村服务工作的新型传教士，即后来所称的“农业传教士”，在著名农业专家、平信徒包德裴（Kenyon L.Butterfield）的倡导下，农业成为一种新的宣教方法，并促成世界性的农业传教运动。来华农业传教士认识到要实现“中华归主”，必先要使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乡村归主”，因此极力倡导教会的“乡村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核心的农业传教士借助教会网络进行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农业传教在二十年代逐渐成为基督教又一项重要事业，中国基督教的乡建运动即由此起源。可见，基督教在全国乡建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乡村的农业工作，并在作物改良、防灾、农民合作、农业展览会、农民夜校等领域居有先驱者的地位。 从二十年代末到抗战爆发，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已风起云涌，世界性的基督教乡村建设也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中国基督教在这两股潮流的推动下也达到高潮，并——逐渐形成了以“基督化乡村社区”为目标的乡建理念。先是包德裴提出以市镇教会为中心的“乡村牧区”的概念，后在乡建实践过程中，根据中国乡村的实际，把它修改为以村庄教会为中心、实行更大的牧区计划。乡村牧区的推广，改变了传统的教会观念和教会组织形态，把乡村建设与本土教会建设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基督教乡建在教会本色化实践上的大胆尝试。 中国基督教乡建以华北地区最为发达，主要由教会和基督教大中学来承担，由 L于他们担当的角色有差异从而有着不同的工作重点。本文还以河北樊家庄实验村、南京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区为个案分析了各自乡建不同的人手方法，在国民政府与基督教协进会合作进行的江西黎J；I实验区，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面对政治挑战时的矛盾心态。黎川也是基督教乡建中唯一由教会掌握地方行政的实验区。在抗战及随后的动荡年代里，全国其他的乡村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基督教乡建凭借自身优势仍能努力维持，特别是在大后方，但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乡村教会推广。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基督教乡建与新政府的建设融为一体，原有目标普遍被政治化，以基督教为名的乡建运动也就此终结。 最后一章是本文结语。基督教乡建运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福音思潮运动的一种实践、一种宣教理念，因此，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角度来评论基督教乡建，它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改变了基督教以往重城市、重知识精英的传教战略，开始下移到乡村和最底层匆农民，认识到中国乡村对实现“中华归主”的重要性；第二，它开创了新的宣教方法，农业成为继布道、医疗、教育之后的又一重要宣教方法，被称为基督教事业的“第四维”（the fourth dimension）；第三，多建运动促进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实践历程。但是基督教所面临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处境，以及乡村教会经济和人才资源的匾乏，使它实践上并不能胜任乡村建设这样庞大的社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