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逊模式,是以纪录片教父约翰·格里尔逊的名字命名的,在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中创立的一种纪录片创作手法和理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格里尔逊模式被广泛运用于世界纪录电影的创作中,成为各国政府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宣传工具。格里尔逊模式是我国主流文化形态纪录片的主要类型之一,在我国长期存在并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模式的纪录片一般由政府投资制作,受到国家话语控制,通过宣扬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以达到传递执政党的声音和正面引导大众舆论的作用。从建国初期的对苏联“形象化的政论”的移植,到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对国家、民族精神的宣扬,解说加画面的格里尔逊模式始终是主流文化形态纪录片最直接又最有效果的宣传武器。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新时代的序幕。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过去五年来的成就与经验,提出了“新时代”的概念,对中国未来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和新的要求。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成就非凡,意识形态领域却纷繁复杂。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与经济全球化的多元意识形态,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格里尔逊模式主导的主流文化形态纪录片的兴盛,在形态、内容上表现出紧跟时代风潮和大政方针的特点,借助“上帝之声”的权威性,凸显格里尔逊模式的宣教功能,正是迎合了这一时期国家加强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发挥作为上层建筑表现形式的艺术在改造精神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效用。作为盛世气象的表征,《辉煌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充斥着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的大量制播,一方面能够强化受众认识,正面引导舆论走向,增强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自信,体现了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和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而另一方面,格里尔逊模式有其自身的缺陷,在长期运用中存在被误读、被过度政治化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会有碍纪录片艺术生命力的持久性。在纪录片主要由政策驱动而非产业驱动的当下,格里尔逊模式的盛行,也是国家宣传思维的盛行。纪录片创作者未来需要把握的是,既要紧跟导向,又要遵从内心、制作出真正流传久远的作品。只有追求纪录片自身价值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注重意识形态更为有效传播,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承载更深远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达到无远弗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