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市场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粮价上涨预期继续增强、市场波动趋于加剧，粮食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粮食宏观调控问题，把握粮食调控的重点和关键，增强粮食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价格异动，对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和挑战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进一步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局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构建进行着手，利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粮食宏观调控的经济主体行为、供需预测、政策对粮食供给和价格的影响、调控的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6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1）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对“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粮食市场经济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粮食加工企业、粮食购销企业等）的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憋粮”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近年出现的“憋粮”行为，利用2005-2010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变截距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认为：粮食的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上期的“憋粮”会对本期“憋粮”造成重要的影响。主产区的粮食仓储能力、加工能力都是制约主产区粮食流通的重要因素。（2）我国粮食市场的供需变化与及其对调控体系的政策需求。将粮食供给拆分为单产和播种面积分别预测，将粮食需求拆分为口粮、饲料用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和其他用粮，建立ARIMA-GRNN模型等对粮食供求的未来中短期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的近期供给没有问题，但长久增长动力不足；随着科技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的程度，单产拉动型增产方式并不可持续；工业用粮将会大幅度增长，成为未来粮食消费的一个最主要部分。因此，未来粮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从“供给侧”适当向“需求侧”转变。（3）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变动及对粮食供给的影响。在总结了历年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在Nerlove1958年提出的适应性预期模型基础上，运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政策变量对粮食总产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内，种粮农民经过3.75年的时间可将粮食播种面积调整到最优。因此，应该采取加强农业财政支出的比例、做好粮食产量的预测和预警、加强对粮食价格的引导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民进行生产调整的能力。（4）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市场长期均衡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近年来的价格波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政策及影响价格的机理等入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构建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指数，采用VAR方法衡量我国1985-2010年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指数的影响，分析认为，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冲击作用，但粮食补贴、储备和进出口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方向、周期和程度都不一样，并存在一定的“抵消”效应。（5）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从财政补贴、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3个方面分析成本构成并建立核算的理论模型，并构建了效率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中的CCR模型和C~2GS~2模型对粮食宏观调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粮食宏观调控的综合效率逐渐降低的结论。最后，对粮食宏观调控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人均GDP指数、工业用粮需求比例、城镇化率和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对该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6）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微观影响分析。在对农户储粮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方式获取了大量一手数据，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黑龙江省农户储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户储粮率和储粮时间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人均纯收入、家庭粮食产量、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种粮借款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储粮损失率影响并不显著。研究中，取得了如下创新：第一，运用变参数的PANEL模型对“憋粮”问题进行了计量分析，将复杂的“憋粮”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量化研究；而之前，对于“憋粮”行为的分析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第二，将传统的ARIMA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结合起来，既保留了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又有效利用了神经网络模型的学习能力，运用ARIMA-GRNN模型对粮食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测，是预测结果更加准确、科学；第三，将适应性预期模型引入政策对粮食供给的影响中来，不仅计量分析了政策对粮食供给的长期影响，还分析了农民对粮食供给的短期调整能力，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深入；第四，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构建了粮食价格波动指数进行分析，特别是在分析中，采用了HP滤波法代替了目前常用的变异系数（CV）方法，将粮食价格的趋势性变化和波动性变化分离出来，结果更为科学客观；第五，采用“效率标准”定量化分析了粮食宏观调控成本，采用了DEA方法求出了粮食宏观调控的成本收益之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等指标，得出综合效率逐渐降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