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1日中国融券卖空的放松,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的单边交易模式宣告结束。融券卖空开放至今,不断的有企业调入或调出标的池。自最初90支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和深成指数成分股到2014年9月,融券卖空标的数量已经增加到900支。融券余额也从2010年的1,101.21万元增长到2014年的832,158.73万元。融券卖空活动的愈加频繁也增加了交易制度的争议性。融券卖空在2015年中国股市的下跌中被认为是给股价施加压力的因素之一。因此,2015年中国对融券卖空进行了一些限制,随后才逐渐解除限制。随着融券卖空标的不断扩容,融券卖空交易的不断增多,融券卖空制度对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融券卖空的研究开始增多,但国内融券卖空制度开放较晚,相关的研究还有待丰富,且大多数都聚集在融券卖空对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和增强信息流动的影响,但仍有部分研究着眼于融券卖空对公司财务重述、公司现金价值、公司投资决策等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选择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关系着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研究融券卖空制度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将融券卖空制度造成的资本市场压力与公司治理联系在一起,并能检验资本市场的表现能否传导到实体经济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将对制度设计和企业治理有如下重要意义:(1)有利于完善融券卖空相关的配套制度;(2)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治理机制;(2)有利于企业选择合适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思路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到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的思路。首先通过理论研究厘清融券卖空制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提出了本文的3个研究假设。然后本文使用2004年-2016年的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借用对部分标的开放融券卖空交易这一外生事件,用短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差分模型对融券卖空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况和所有权性质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证实了本文的3个研究假设并根据研究结论进行政策建议。通过理论研究和影响机制分析,本文认为融券卖空主要是通过增强经理人风险厌恶倾向以及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通过层层递进的实证研究发现允许融券卖空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这种影响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宏观经济情况下显著性存在着差异。具体来说:(1)从中国上市整体企业来看,允许上市企业融券卖空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融券卖空制度确实对公司治理层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融券卖空的认识应该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2)允许融券卖空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上市企业。融券卖空对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对国有上市企业表现显著,对非国有上市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3)允许融券卖空对国有上市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低迷时期。宏观经济繁荣时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融券卖空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都不显著。在宏观经济低迷时期,融券卖空对国有上市企业的影响效应显著,但对非国有上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融券卖空池扩容谨慎选择标的企业。根据本文研究,融券卖空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过低的风险承担水平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在扩充融券卖空标的池的时候,应该更谨慎的对待备选企业,尤其是国有上市企业。(2)完善国企内部治理机制。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削弱融券卖空制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有效的激励机制能避免融券卖空带来的经理人风险厌恶倾向,使企业的风险承担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3)完善对不具有“双重身份”的非国有企业的激励制度。不具有“双重身份”的非国有企业,融券卖空的威胁可能使经理人选择低于合理风险承担水平的项目,而更加完善的激励制度能够更好的发挥经理人的能动性,且使经理人和股东目标一致,促进经理人为企业选择合适的风险承担水平。(4)宏观经济低迷时,对融券卖空进行适当的限制。宏观经济低迷时期,融券卖空能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使原本风险承担水平就低的国有企业更加偏离合适的风险承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