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从高管代理成本和大股东代理成本两个角度出发,研究两类代理成本对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首先阐明我国企业代理问题较为严重、资本结构调整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的研究背景,说明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梳理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现有文献的贡献与不足,进而找出本文的研究方向;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其次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和阐释,对文章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分析代理问题导致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率下降的原因,提出了高管代理成本和大股东代理成本都会造成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下降的假设;对法律环境、证监会处罚、分析师跟踪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在代理成本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影响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假设;并且对于代理成本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方式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假设。然后本文说明了数据来源、研究模型以及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内涵及其度量方法。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包含代理成本、法律环境、证监会处罚、分析师跟踪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等变量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同时提出了验证代理问题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的影响的logit回归模型以及验证代理问题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的回归模型。在完成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并建立研究模型之后,本文利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本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得出高管代理成本和大股东代理成本的存在都会使得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下降的结论。在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证监会处罚、分析师跟踪、企业产权性质等因素能够调节代理成本对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法律环境的改善对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加快有促进作用但是无法对代理问题进行有效的调节等结论。同时本文还得出高管代理和大股东代理问题会促进企业采取增加负债和增加现金股利发放形式来调整资本结构,并且会抑制企业采用减少负债和增加股权融资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的结论以及代理成本的增加会提高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的结论。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加强高管监督激励机制建设、改善企业股权治理结构、改善法律环境加强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强证监会监管处罚力度、充分发挥分析师在资本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监管作用等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