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引发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对此进行探讨。通常,这些文献都是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效率、开放政策、优惠政策、发展战略选择等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因于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那么这将引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成功积累和改进了这些要素?为什么这些要素在中国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显然,要回答这一关问题,必须从制度安排入手,而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政治制度或者体制安排。本文认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涉及许多维度,官员治理和激励是其中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维度。官员是国家和政治组织中最基本的微观单元。由于成功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对其自身内部成员的激励尤为不可忽视。这是因为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它们的政府往往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而又在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和契约执行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些不足很容易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实际因素。执政官员在面临适当激励的情况下,有动机积极作为,把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降低,或者努力改进这些不足,通过各种手段促进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在政治治理中,官员(干部)治理是一个核心部分。然而,从官员治理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在文献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一次严谨地厘清了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对众多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在理论上,本文抓住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将其抽象为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探讨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这个模型里面,中央集中任命和考核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作为地方党政首长通过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来获得政治晋升和经济收益等好处。具体而言,地方官员通过征税并且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经济发展能力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影响了经济的稳态均衡水平和短期增长速度。在经济体均衡时,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地方官员经济发展能力的一次性变化能够影响到本辖区的长期收入水平,尽管无法影响到辖区的长期增长速度,但在短期内能够改变辖区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地方官员的异质性,在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和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中,会出现协同效应或者极化效应,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不同。简单地说,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地方官员的特征和行为显著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绩效,地方官员是理解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视角。　　 在经验上,本文深入考察了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从地方官员的更替、交流以及晋升竞争等纬度分析了我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激励与治理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工具变量方法、双重差分法等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有以下重要发现:(1)本文采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级层面的党政首长数据,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发现从经济增长绩效的角度看。地方官员的确是异质的。无论是从来源、去向还是任期方面来看，不同类型的地方官员所管辖的省区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同。这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绩效奠定了直观认识上的基础。(2)地方官员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更替当年的影响最为突出。官员年龄越大,官员更替对当年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官员更替频率越大,官员更替对当年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3)地方官员的异地交流总体上有利于交流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干部平行交流作为观测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发展的“自然试验”,本文采用倍差法系统识别省长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省长交流大致使流入省区的经济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即存在正的省长交流效应。省长交流效应在不同产业上的表现迥异,异地交流的地方官员在流入地采取了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政策,这也表明了地方官员对地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深刻影响,地方官员应当成为理解地方产业结构的重要视角。(4)相对于非京官而言,京官交流显著地降低了流入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为何要实施京官交流,本文发现京官交流具有培养官员、监督地方以及促进地方综合事务发展等多方面的潜在好处。中央在省级地方层面进行京官交流,是成本和收益之间的一个复杂权衡。(5)地方官员之间的相互政治竞争显著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政绩和仕途的追逐是形成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政治原因,这很好地印证了本文的研究起点。在相同的政治竞争环境下,职业前景差异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的差异,具有较好的职业前景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地方官员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地方官员的年龄和任期,以及地区发展水平,都是决定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作出何种反应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政治体制安排的重要性,政治体制安排会对官员形成相应的激励与约束,导致不同的组织运行效率和国家发展表现:本文的发现也证明了处于某些体制安排核心地位的个人能够对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个人能力可能是内生的,但个人能力的重要性不容忽略。本文的上述发现具有以下政策含义:(1)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具有异质性,合理配置地方官员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间协调发展。要促进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地方官员异地任职来实现,缓解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近年来,沿海发达省区的地方官员出任中西部地区省级官员职位,体现了中央有意通过干部人事手段来协调地区发展的意图。(2)合理控制地方官员的更替频率。较高的地方官员更替频率能够在官员之间产生一种相互竞争的机制,但是这又往往会带来政策的不连续性,容易造成地方经济的波动。本文已经证明更替对当年经济增长造成1.5-1个百分点左右的不利影响,如果一个地区过于频繁地出现地方官员更替,长此以往该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将会低于最优水平。因此,为了保持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中央应该在配置合适的地方官员的基础上,适度控制更替频率。(3)适度减小地方官员的任期差异,并增强任期稳定性。官方规定我国省级地方官员的一届任期为5年,但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非常不确定,个体差别很大,平均任期不足5年。官员任期应向法定任期靠拢并强化稳定性,这有利于官员形成稳定良好的预期,从而更加科学地决策,促进地方经济增长。(4)地方官员团队适度年轻化。年龄过大的个人特征因素会大大降低地方官员的升迁概率,同时增加其退居二线的概率,从而使得政治激励能够有效发挥的作用大大弱化,因此有必要让地方官员团队更加年轻化。当然,团队年轻化应该是一个年龄梯队较为完整的团队。同时,即使某些地方官员年龄不占优势,但如果工作业绩和能力突出,仍然需要做出提拔晋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信号,保证政治激励能够在整个团队都产生积极效用。(5)对地方官员实施可比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地方官员的业绩表现往往受到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中央在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时应该注重地方官员的工作条件差异,做出合理的评估和奖惩,从而形成一种有效、一致和可持续的激励和治理机制。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正进入一个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需求。而这一转型能否成功和经济发展能否持续,部分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治理体制能否进行合理调整和完善,这决定了中央对地方官员激励与治理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转型话题。更进一步,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需要建立民众、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地方政府之间良好互动的制度保障,这将是一个更加值得拓展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