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和同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学思想互动演变的主要趋向。本文即以此为题，试图将不同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方式结合起来研究，以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和影响因素。在本文的导论中，辩证地分析了前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此揭明前人在审视南北朝文学演变是所形成的理论预设——“盛唐文学视野”，进而指出在这一视野制约下所形成的局限。认为应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将文学思想视为参与社会活动的内容，而非抽离于或纯粹地反映社会活动。　　在第一章中，阐述了北魏后期至东魏、北齐之际的北朝文学思想与南朝文学思想之间的纠结关系，并重点考察影响文学思想演进的内外两种因素。认为，南朝文学思想固然是促使北朝文学思想嬗变的重要外缘因素，但士人内部在文学观念方面所形成的代际矛盾则是北朝文学思想嬗变的内在动力。总之，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结最终改变了北朝文学思想的面貌。　　第二章重点分析颜之推在南北融合中的作用。颜之推入北后主要生活在北齐邺下。由于兼具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他的思想十分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其文学观点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在塑造成人方面，学术更优于文学，由此，他的文学思想显得较为保守，但并不意味着否弃文学。不仅如此，他在持受南朝文学思想方面仍较积极。颜之推在南北文学思想融合中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推动文林馆成立和编纂《修文殿御览》和《续文章流别集》两大类书。藉此南北士人就如何交融南北文化获得共识。当然，就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而言，他们在文学思想方面的共识也很显然。　　第三章主要研究苏绰复古文学思想的兴起与衰落。苏绰推动文风“复古”是六朝至隋唐文学思想史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近人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以之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一部分。论文仍然利用“家族—地域”的研究视角，重新分析苏绰复古思想与关陇集团各组成成员之思想传统的关系。认为，复古思想的兴起乃是缘于当时仍然流行的“文质相革”的思想传统，同时包含着转换西魏集团内部山东士人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复古思想最终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士人群体的政治认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山东士人群体在苏绰死后重新主导整个集团的文化方向，从使得他们所秉承的“洛阳文风”复兴，取代了复古思想。　　第四章中，主要研究以庾信、王褒等人为代表的南朝士人（主要来自江陵）迁入关中地区后如何拓展南朝文学思想的影响力。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首先，认为，乡关之思是江陵士人的群体意识，具有一种内向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强化了江陵士人保持南朝文学思想的能力。其次，大批江陵士人入关后流向社会各个阶层。借助关中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呼应，南朝文学思想迅速深入关中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力。最后，研究了关中士人与庾信之间的文学思想互动。指出庾信文学思想入北后有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其新变并不是建立在放弃南朝文学思想基础上的。在面对丰富的庾信文学思想内涵时，由于关中本土士人人生经历与体验有所局限，他们并不重视庾信文学思想变化后的新意，反而更为热衷汲取南朝文学思想传统。因此之故，南朝士人迅速地同化了关中地方社会的文学风气。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两个重要论题。其一，周、隋之际三大地域文学思想同化进程。尽管三大地域士人的文学思想传统略有不同，但他们之间并无剧烈的对抗性矛盾，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之间实际上已具有广泛的认同。据此，进而推论三大地域文学思想同化在隋炀帝统治时期达到高潮，简而言之，南北文学思想的融合至此已经实现。其二，隋、唐之际文学思想反思的演变趋势。南北文学思想虽然业已同化，但反思却也相继兴起，如李谔、王通以及初唐史臣等，他们对前代和当下的文学加以反思，力求在儒学思维框架中重新安排文学的位置，但由于这一设想未能越出旧有的思维习惯和视野，故难以形成富有号召力和生命力的新意识。更有活力的思想创造来自于初唐代表底层士人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人。新的仕进模式稀释了底层士人与旧有思想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因此突破了传统思想格局的限制，转而在文学自身的演进脉络中不断上溯，最终揭示风骨与兴寄对于文学的意义。这种持续的思想探索最终塑造了盛唐文学的气质。　　在最后一章中，以宏观的方式概述了由上述个案研究形成的理论认识。首先，认为，宏通的思想史视野有助于厘清各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显示文学思想演变的历史环境。其次，指出，进入历史的方式对认知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强调应以“局内人”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所观与所感，并由此抽绎出历史演变之线索。最后，在本文一系列个案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南朝与北朝文学思想互动线索，揭示影响文学思想融合进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相互纠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