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对企业的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使得并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话题。国外学者对并购的研究由来已久，我国学者对其的研究也随着1993年深圳宝安购买上海延中实业股份后逐渐增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医药行业面临的竞争加剧，且随着行业本身的发展，其转型升级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国家各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政策支持医药行业并购，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我国医药企业近年来并购金额、频率和规模都大幅提升，呈现风起云涌的态势。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医药行业并购，促进其合理有效并购，对其并购绩效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并购绩效的研究多选取多个行业并购事件总体样本，对医药行业并购的单独研究较少，且本文认为医药行业具有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和长周期等行业特殊性，不同行业间产业周期阶段也不同，因此将多个行业总体的并购绩效衡量指标用于衡量医药行业并购绩效，可能导致衡量有失偏颇。本文基于此，立足于我国医药行业，按照一定原则选取2001-2012年上市医药公司横向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横向并购绩效以及影响因素。　　首先，本文梳理了并购相关定义和国内外研究并购绩效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并购定义和并购绩效界定;二是并购绩效衡量方法，主要包括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三是主并方并购绩效衡量结果，包括负、无、正绩效三个方面，其中负绩效结论居多;四是并购绩效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主并方内部因素，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自由现金流、管理者等，目标方影响因素，如目标方规模、员工抵制程度等，并购交易相关因素，如支付方式、交易规模、并购方式等，外部相关因素，如政府支持、地理位置等;五是少量有关医药行业并购的研究。　　其次，对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进行介绍分析，并根据理论以及本文的分析框架做出假设。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协同效应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产业周期理论。假设做出的基点是认为协同效应在我国医药行业横向并购中存在，然后从协同效应出发，分析影响医药企业并购后协同效应发挥的因素，基于信息不对称，认为主并方不能够完全把握外部因素、也不能完全知晓目标方因素，其能更好把控的是内部因素和部分交易相关因素，所以只研究主并方自身内部因素和部分并购交易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内部因素中，选取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者薪酬、违规次数和高管兼任股东单位职位数;交易相关因素中，选取了交易规模，即并购目标方股权比例。　　再次，使用会计研究法，选取财务指标构建并购绩效衡量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并购前后的综合绩效得分并进行比较，得到我国医药行业横向并购绩效的变化情况，然后进行分析。在衡量指标方面，考虑了我国医药行业的产业周期阶段处于成长期，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更为重要，同时医药行业作为高新技术行业，更具创新性，更重视包括技术专利等在内的无形资产等，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更侧重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指标，且加入了创新能力代表变量，使得衡量指标体系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具体选取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每股经营净现金流和无形资产比率10个指标。　　综合得分变化显示，并购当年医药行业绩效下降，之后第一年回升，第二年继续回升，且超过并购前，因此认为横向并购使得协同效应得以发挥，为医药行业带来了正的绩效。分析认为，并购的冲击所带来的资源、技术、人才等的不协调问题在并购当年会非常大，协同效应未发挥，所以并购当年绩效下降，随着时间的推进，冲击减小，融合度提高，协同效应得到发挥，所以并购后第一年、第二年绩效逐年上升。　　然后，将选取的影响因素变量与并购当年及以后的绩效综合得分,还有相关年份的差值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并购目标方股权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违规次数、高管兼任股东单位职位数与并购绩效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前三名高管薪酬比例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分析认为原因有当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更高时，可能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减少委托代理行为，当违规次数更多时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司治理不完善，更加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独立董事比例影响不显著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上市公司现状有关，独立董事成为一种法律上要求的上市公司必备要件，但是其是否形同虚设，对公司的发展起到多少监督作用却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并购绩效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较低，影响不明显等。　　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国家鼓励医药行业合理并购;企业多手段寻找合适的目标方，加强公司监督和规范管理，进行理性并购，选择合适的交易规模，加强并购后的整合。　　本文立足于医药行业，在并购绩效衡量指标体系构建上有所进步，提供了新视角，首先判断了我国医药行业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将其作为绩效指标选择的一个依据，同时针对医药行业特点考虑了创新能力的代理指标，更具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影响因素方面，从协同效应出发，寻找主并方可以掌控的影响协同效应发挥的内部因素和部分交易相关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建议对于我国了解我国医药行业的并购绩效情况，促进医药企业实施有效合理并购，提高并购绩效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