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董卓之乱的认识基本都只将其视为汉末乱世的开始,对于汉末政局的关注往往始于建安年间。然而,董卓集团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诞生于东汉以来长期的政治积弊中。在此基础上,灵帝晚年的宫廷权力斗争给了董卓集团起势的契机。然而董卓集团因其自身原因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而这并非东汉乱局的结束。直到如今,史学界对于董卓集团的研究呈笼统化、对于董卓其人的人物研究二元化,且缺少有深入、系统的探讨董卓集团的发展过程与东汉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这两点展开叙述,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了东汉西北边郡政治环境之恶劣与武人地位在东汉之下降,论证东汉边郡武人被边缘化的现实。随后以“凉州三明”例,指出皇甫规、张奂和段熲三人不同的政治际遇折射出的是边郡武人在对羌战争背景下建功立业,却始终无法走出被边缘化对待的失败命运。同时从张奂与段熲的矛盾中可以看出,士林在社会层面构建的交游逻辑更具有统治力,而地域纽带并不似想象般牢固。第二章重新梳理了灵帝年间的政治局势,指出灵帝时期的政治前期以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为主、后期以何氏与董氏的斗争为主这一特点。当何进已经控制了基本局势时,袁绍成功重燃了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而这一变乱给了董卓进入权力核心的机会。文章特别指出,董卓并非入京便大权在握,其进入雒阳之初是在与袁隗的合作下逐步实现对权力的全面控制。而董卓掌握权力除了对武装力量的夺取外,势必要通过举用士人重建外戚与士人共治的东汉典型政治模式。而董卓麾下相对低级的边郡武人则继续在被边缘化的处境中。第三章从董卓迁都与董卓集团覆灭展开。指出关东联盟的军事威胁、迁都的谶纬思潮和雒阳社会之无解的共同作用下董卓将东汉的都城迁到了旧都长安,这一举动标志着董卓集团逐渐呈现守势。董卓集团的灭亡并非由于外部攻破,而是由于凉州兵团自身原因以及并、凉武人的不和所致。董卓主政的失败引发的秩序崩塌引发了更大的混乱。经由上三章的史实探讨,基本上得出结论:董卓集团是东汉长期弊政的产物,长期的被边缘化和短期内偶然的宫廷斗争使得董卓集团这一边郡武人群体崛起而进入到雒阳的权力核心中,然而董卓集团仅通过武力无法建立起合法的秩序,而士林对于边郡武人的疏远隔阂注定二者难以全面合作。董卓集团的败亡实际上是边郡武人尝试介入政治的失败。曹魏政权通过对董卓集团统治模式的完善,最终实现了汉魏嬗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