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传统医学理论都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不同的是阿拉伯医学经历了许多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或者说融入现代医学体系之中，而中国的传统医学却能一直流传下来，并获得弘扬和发展。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已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且渐受重视，但同时也有些批评的意见，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因此，在使用上也不能一成不变的套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情况，我们针对了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医学理论进行论述与分析。首先，本文用大量篇幅详细回顾了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的起源、变迁、外延和进入医学领域后对中医临床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学习的同时，我深深感到中医学理论的博大精深，深深感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当我以一个外国人的审视目光来学习中医学理论，可能不像中国人民那样具有扎实的文化底蕴，但是如果用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医，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医学也是从对大自然的认识中逐渐地脱胎、升华出来的。《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理论的基础，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其非一时一人之著作，经由公元第八世纪的王冰系统整理后，得以成书流传后世；阿拉伯的传统医学体系理论的基础是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古希腊医学，由拉齐(欧洲人称累塞斯)整理和建立的学说，其著作《医学纲要》也是收集了许多前人经验汇总而成，成书于公元九世纪。后来，伊本·西拿(欧洲人称阿维森纳)又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气学派的理论、本草知识及其由动物解剖学所得的内脏知识和由作战受伤战士所得的肌肉、骨骼相关知识等诸多理论认识合并汇集而成阿拉伯医学经典著作——《医典》。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民族传统医学。但就其典型的基础理论思维模式而言，主要体现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二大传统医学之中。由于思维模式的迥异，对人体生理或病理内在本质的认知也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取向，并因此而形成了各自自成一体的医药学知识传统。因此，任何医药学传统是特定的知识传统的产物，或者说特定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该模式下的医药学知识形态，由此造成了诸医药学知识传统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在经过中医学理论与阿拉伯医学理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比较之后，发现并无同一知识传统中诸学术间的论争问题，或者说两种传统医学还是有历史渊源的。相反，目前的中西医药学间的论争是跨传统间进行的，这就无法回避中西知识传统思想立法基础上的差异，即哲学思维上的差异。或者说，解决中西哲学基础之间的冲突问题，是解决中西医药学间纷争的必然前提。那种把中西医药学之间的对话、论争乃至于整合，简单化地限定在医药学内部之间的孰优孰劣，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从哲学基础上看，西方哲学是在理性主导下，形成以主客体分立为基本构架，以形式逻辑为基本思维方式的知性模式，对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的理解，都建立在“是”以及“为何是”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对事物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趋向于“空间化”。现代医药学就是以这种知性模式，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内在本质进行解读而建立起来的医药学知识体系。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天命主导下，形成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构架，以阴阳、五行生克为基本思维模式的知性模式，对万物内在本质的理解都基于“生成”之上，从而导致对事物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趋向于“时间化”。中医学就是以此作为思想基础，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内在本质进行解读而建立起来的医学理论体系。从哲学上讲，“是”之道与“生”之道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虽然都同样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内在本质的不同侧面，因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如从纯粹的哲学立场上来看二者对自然的诠释能力，应该说中西哲学的知性模式是等价的。当然，作为某种具体的传统医药学理论是否正确，可以依据临床实效或实验证明作为评判的依据。但是，作为任何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医药学知识而言，评判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前途的依据却是取决于对人体生理病理内在本质的解读合理性。就像中医药学之医疗水平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但并不妨碍欧洲医药学现在发展成先进的现代医药学知识体系一样，我们暂且不论当前的医术层面上的问题，若以对人体生理或病理内在本质的解析程度而言，中医药学与现代医药学的认识方式虽然截然相反，但却是具有等量的价值。因此，中医药学目前的颓势并不说明没有美好的未来，那些诟病中医学落后甚至扬言取消中医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认识狭隘。我们知道，无论中医学或是阿拉伯医学理论都是以人体为核心研究对象，在当时人们感官所能观察到的表象层面上，无论生理现象、病理现象或原始诊疗经验(例如某药具备治疗某病症)，二者应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异。然而，认识并非仅仅停留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生理(病理)表象或原初的诊疗经验，而是应该建立在进一步追问表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从而形成的理性认知之上。或者说，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必须作出“所以然”的解释。因而，对存在及其实质的理解模式对各国传统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决定着医药学的体现形态。这种理解模式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又取决于哲学上的理解，哲学因之而成为医学理论形成前提性的思想基础。中医学概念的形成，同样要接受客观环境感知和经验类比的过程，最明显的例子如“血”与“气”：人类开始认识血液血脉是非常直观生动的，而人类认识生命之“气”也并不很晚。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对“血”这一概念的实证观察被对自然界水流的经验同化，在类比的结果上取消了对血进一步的研究，而对“气”的认识随着哲理之气所涵盖范畴的不断抽象，广泛运用而日渐重视，最终成为中医学全部概念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其后，人们又面临中医学脏腑“功能化”概念，在西学东渐以前的古人们缺乏明晰的参照系，是绝不会想出这种比较的念头的。只有在“汇而未通”的现实环境中才能形成“中医重气化，西人重剖割”的观念，从历史上说我们不能强求古人的认识，只能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虽然这里包含着感情和心理因素的作用。须知道古人意识中脏腑经络都是有形的，虽然他们很少言及，那是他们认为形之如何并不重要，但他们也不回避，因为他们不觉得“结构与功能的一致性”是一种公认的原则。同样，就像我们现代对“经络”实质的追寻，也只有在与近代神经解剖生理学的发展比较下才显得那么期待过高，那么迫不及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医学术界，兴起一派新的观点，他们对传统的中医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了历史地哲学地文化学研究，基本结论是：中医学形成的特点，是受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所制约的。古人认为一统天下归于气，人体生命是气的特定运动形式，疾病就是气血阴阳失于平衡，治疗疾病就是调理气血阴阳归于平衡。所以说，中医学概念的产生，主要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哲学的结晶。这种文化哲学的特质，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如取类比象等)，因此思维方式怎样，藉以建立的学说特点便会怎样。比如秦汉时代主导封建统治的权威思想是“天人合一”，因而“天人相应”自然成为该时代出现的《黄帝内经》的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以后，以玄学“得意忘象”为特质的思维方式蓬勃发展，导致中医学概念更加走向虚无化；宋代理学的大肆盛行，使后世医书大都“参以太极之理”；而两千年来的经学禁锢思想，更阻碍了医学体系的更新。这都说明，中医学理论概念，不仅具有医学性质，而且更具有文化哲学涵义。因此，为什么说中西医学二百年来“汇而不通”、“结而未合”应当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个重复环节，不能逾越。因此，我们不能把古老的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简单的对号比较或等同，而是对中医理论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亦即首先剥开中医学概念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才能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整理提高，发展更新。这很可能是传统中医学在现代科学领域发展中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