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描绘了上世纪20年代现代化的美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生活状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美国文化。1983年,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译本首次在大陆发行。此后,不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译本。在这些译本中,巫宁坤的版本不仅是最早的,且是最流行的,并多次再版。翻译界关于翻译伦理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法国当代翻译家、伦理研究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此后, 国内外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翻译伦理观。其中,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影响力最大。他首次将翻译伦理这一模糊概念进行系统总结划分,提出了四项主要的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在此基础上,他又增加了承诺伦理,形成了系统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该五项模式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伦理视角及动态标准,并且也增强了在翻译过程中解决伦理问题的可操作性。本研究以《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中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伦理模式角度分析译文,辅以大量译例及分析,旨在探讨巫宁坤翻译中翻译伦理的体现。在论文第三章,作者首先从忠实再现、生动再现两方面,分析巫宁坤译本中体现的再现翻译伦理；然后,作者分别从译者主体性、忠实于其他主体以及语言、文化层面上探讨当再现伦理与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产生冲突的原因,以及,当各项翻译伦理发生冲突时,译者该如何调节诸多隐含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本文发现,在巫宁坤的译本中,主要体现了翻译的再现伦理。然而,不同伦理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一味对再现伦理的推崇即意味着对其他伦理的违背。当再现伦理与服务伦理发生冲突时,巫译本较好地调节、平衡了两个伦理；而当再现伦理与交际伦理之间产生冲突时,巫译文由于过度遵从再现伦理的价值,没有体现出交际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