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49年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也是我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瓦解之后建立新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革命和改革的浪潮在我国中原地区和南方不断掀起,地处我国偏远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随之受到了较大影响。历史上,我国传统时期藏民族聚居区主要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主要以西藏为中心辐射到其他各个藏区。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随着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瓦解以及新社会的逐步建立,我国藏民族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也逐渐开始了瓦解,尤其是地处藏区边缘地带以及和其他民族地区交汇的地方,使得传统藏区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也逐步开始了它的变迁,藏区社会形态不断融入我国主流社会形态当中,标志着我国藏区由传统社会形态逐步向民主社会过渡。笔者认为,我国藏区从传统的“政教合一”制社会形态在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逐步过渡生成,需要从国家权力介入背景下来分析我国藏区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特征。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我国主流社会在不断改革变迁,我国藏区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华锐藏区松山八族联盟部落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率先由原始的“政教合一”制社会逐渐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部落头人作为部落社会治理主体在部落社会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治理角色也随之转变。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该地区在地方治理方面有着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源于该地区由传统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社会形态向现代民主社会过渡,“政教合一”制度开始分解,国家权力开始介入,并在此过程中,作为部落治理主体的头人在部落治理中处于“国家-寺院-部落”三者之间的中心,其治理角色开始演变为多元化。笔者认为部落头人之所以发生这种角色转变一方面在于受到传统教权和国家权力的双重支配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半政教合一”社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也是部落头人自身的行为理性的结果。本文以传统时期华锐藏区松山八族部落联盟为调查案例,通过实地访谈调研原松山八族部落联盟属众及居民,以1912年至1949年期间华锐藏区松山八族部落联盟为例,旨在以头人为中心的视角下探讨过渡时期我国藏区部落社会的治理及其部落头人所扮演的治理角色及其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