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诺斯洛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逐渐地被介绍到中国，人们对原型理论的认识也日益深化。但是当人们要把原型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中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出现了：弗莱的理论似乎不适应中国的文学，必须使之本土化以后才可以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而且仅仅局限于使用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问题的原因在于，弗莱的理论是以西方文学文化背景为前提的，尤其是《圣经》。《圣经》在弗莱的理论中作为人类想象力的根源、作为文学文本的神话而存在，与宗教教义和蒙昧主义无紧密联系。神话文本的《圣经》同时也作为弗莱理论的核心概念“神话”和“原型”的载体而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图从《圣经》神话与弗莱理论的联系来看待他的原型批评理论，并给原型批评理论以人文主义的定位。 受英国文学家威廉·布莱克的《圣经》文学创作的启发，弗莱开始思考文学的宏大理论，似乎布莱克的创作代表着文学与《圣经》的某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加之荣格“原型”理论对他的影响，他开始了对布莱克诗歌的研究，也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起步，提出了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因此在弗莱的师承问题上，笔者认为布莱克对弗莱理论的启发作用更值得一提。再从弗莱的理论本身来看，作为两大核心概念：神话和原型，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内涵，即原型是理论，神话是叙事。无论是原型的理论还是神话的叙事，弗莱都找到了一个终极的载体：《圣经》。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圣经》以宗教的力量渗透到了西方的每个作家的心灵深处，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圣经》都作为一种意识融入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之中。但是弗莱理论中的《圣经》，它的宗教意义被悬置，是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即基督是不是真的救世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受难原型。因此，脱离了《圣经》谈神话和原型，也就失去了弗莱理论的支点，整个原型理论也就面目全非。《圣经》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人们想象力的来源，它代表了西方的传统文化背景。因此弗莱的理论和结构主义的排斥传统、排斥历史有着迥异之处；弗莱的理论也不是形式主义的，他的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圣经》和西方传统，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圣经》的文学研究工作，他的理论带有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