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作为佛教“三宝”之一,是佛教活动的主体,佛陀的教法需要依靠僧人来实践和传布。汉魏西晋时期,有部分来自印度、中亚、西域各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僧侣和信徒居士,或沿陆路、或沿海路,怀揣宗教热忱,不辞辛苦履险犯难远赴中土译经传法。这些来华僧人活跃在当时中土的主要城市和地区,洛阳、长安、建业等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来华僧人活动地理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及佛教传播中心。在佛经汉译的早期阶段,佛经翻译尚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还是以来华僧人为核心的民间私人译经为主,来华僧人的译经活动在汉人沙门和居士的辅助下分散进行。从汉魏西晋时期来华僧人译经的方法和风格来看,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从译经的方式来看,转译的译经现象普遍存在,合译是佛经汉译早期阶段的主要译经方式。这一时期来华僧人的译经,一方面依赖胡僧之间译经的互助,另一方面则需借助于中国本土信教人士的辅助来翻译佛典。佛教初传中土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印度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与摩擦。为了扩大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基于传法的现实需要,许多早期来华僧人不得不调整传教策略,主动向中国本土传统文化适应性迎合。一些拥有“神异”手段的来华僧人将佛教依附于中土的黄老方术之中,借助于神仙方术色彩的传教方式吸引信徒。部分具有儒道知识背景的外来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常借用中国本土固有之概念,将本土术语掺杂在其译文之中,用儒家或道家思想学说比附、解释佛经教义,不断融儒入佛、融道入佛。本文拟以汉魏西晋时期来华僧人为学术研究视角,通过对其在华传法活动进行考述,探讨来华僧人与早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