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技术目前在我国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同时该技术已被应用于多个领域,但在该项技术的具体应用中,产生了诸多非法处理的风险和侵权情形等,使得公民作为信息主体而时常利益受损。首先,本文第一部分以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相关法为背景,并结合我国相关法律保护现状,不仅对人脸识别信息的内涵、特性以及该项技术的应用场合进行介绍,还将其与个人信息、生物识别信息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期人脸识别信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在不能获得精准解决方案之时可以借助更广泛的视角找寻解决途径。同时第二部分人脸识别信息非法处理风险的阐述、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下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性,能够有助于全面地探析目前相关法律所应当直面的挑战。其次,本文在第三部分通过对我国人脸识别保护法律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目前法律中缺失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明确界定,这种法律上滞后性的表现将会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产生持续性的差异;二是目前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关系的不同观点,容易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理解误区,进而影响最终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三是由于人脸识别信息能够为处理主体带来可观利润,不少处理主体时常以各类滥用其身份的不良表现让告知同意规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最终对信息主体自身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法律仍需要对该规则予以进一步完善;四是通过司法实践案例发现:现行过错推定原则对于信息主体的保护力度并不够,处理主体相较其能够获得的利益,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并不能更好地督促他们有效防止侵权事件的发生。最后,综合前文的内容并结合第四部分国外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法律现状和能够为我国目前法律完善所带来的启发,本文第五部分从多个角度入手,一是强调明确人脸识别信息概念界定的重要性从而尝试对其下定义;二是以宏观视角处理和看待《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的关系,通过规制主体的不同、适用先后的不同、两法之间相关不完全规定或引介规定的不同得出综合的、宏观的处理办法,以便解决适用法律的难题;三是建议通过建立区分告知同意规则、采取多重告知程序以及明晰告知同意规则例外情况的不同方式,对告知同意规则予以进一步完善;四是结合信息主体在诉讼中适用过错推定的困境,尝试建立举证责任倒置来细化该原则,并建立二元归责原则以构成完整归责体系;五是基于人脸识别信息等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性和社会关注度,尝试探讨专项立法在保护路径中可能发挥的优势。最终在整体上,以期满足保护人脸识别信息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