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位于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人民币加入SDR，新的包含了人民币的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启用。这标志着人民币获得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在与世界金融体系融合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分水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便开始非常明显地加深，与各国的贸易量持续的增长。并且随着QDII、QFII的出现，特别是在2014年中国证监会审议批准了“沪港通”，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正在加速。　　中国的对外开放或者说中国与世界的金融一体化或者说与世界其他市场的融合加快正在成为十分突出并且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在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现象，政府高层亦对金融开放持积极态度，国家外管局称:“将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外汇市场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好为市场主体服务工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被诸多专家学者们日益重视，也就成为理论界非常关注的研究方向。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国家放松了其贸易和资本的管制，国际贸易规模和国际游资规模迅速扩张，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各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以此为契机对以资本完全流动为标志的世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趋势的理论研究在学术界开始盛行。其中研究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影响的理论起步很早，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应用的学说早可以追溯到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在此之前则有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论，这些学说都为之后的许多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些传统理论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开放，消除“金融抑制”，吸收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可以弥补本国的投资缺口促进经济发展。国外学者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在《金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InvestmentBarriers”的文章，其构建的“均值—方差”模型在此之后被研究者们广泛采用。西方学者们在对金融开放和金融一体化的研究就中大部分都非常地关注于各国的金融开放对经济的各种效应。首先，金融的一体化程度提高使经济相对落后但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落后国家相当于将未来收入以利息形式支付给富有国家以换取现在期的消费提高从而福利增长，富有国家则相当于将当期的消费作为投资投入到落后国家以换取未来期的更高收入进而在时期在未来的福利得到增长。Lucas(1982)最先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从国际间的分散投资角度说明了一国的投资者通过持有本国资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可以有效应对短期冲击而达到帕累托最优。Eun和Janakiramanan(1986)基于双市场假设，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通过最大化投资收益模型测算，提出当一国能被其他国家所投资时，国内的资金流动性能够获得提升、使投资组合更加丰富进而能够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这些会使国内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Quinn(1997)进行了经济增长与金融一体化的实证检验，通过引入包括起始GDP、投资比率、信贷规模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指出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Herry(2003)也指出金融开放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国外投资意愿，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效果显著。Gourinchas、Jeanne(2002)以及Bonfiglioli(2009)认为外国投资能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的经济内在能力。其次，除了对经济总量的增长有积极作用之外，金融开放还能够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提高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Lewis和Wincoop(1999)在对不同国家的分析后提出如果金融开放程度较高，那么投资者便能够实现国际资产的多样化配置以使其收入风险降低，当所有投资者都将其面临的风险有所规避，消费的波动性就不复存在了。Mendoza(1995)在对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研究中得出这些国家通过加快与世界的一体化而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再次，由于政策是投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不希望国外对本国的投资波动剧烈，那么其宏观经济政策则不能太过频繁的变化。　　从1973年下半年之后，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将世界的金融系统看作是一个资本充分流动的市场。事实上，随着工业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石油国输出组织(OPEC)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的贸易顺差，都导致世界金融市场在1973年由美、德、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开始的去除资本管制的潮流中的确在不断融合。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维持着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较强的限制，并且很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没有资本管制的五国间，资本流动依照某些定义依然不能算是充分流动的。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与国际资本流动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不同国家或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不同地区市场上的同类资产的价格或收益率会由于国际资本的充分流动和套利行为而更加趋同。怎么样去通过测量一国的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进而评判一国的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情况或融合程度是理论界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且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相关理论。　　本文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利率平价的角度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做了相关研究，检验了实际利率平价及其分解后的抛补利率平价和实际远期升（贴）水平价。三项平价条件分别反映整体资本市场、金融资本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根据“一价定律”，当假设各类资产不存在非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利率平价的偏离值可以用于检验各个不同地区市场的资产价格或收益率是否相同，进而可以用于检验资本是否可以在该地区充分流动，即检验其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通过利率平价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与香港地区的对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实际利率平价偏离还是在抛补利率平价偏离和实际远期汇率升（贴）水偏离，大陆地区都具有更高的规模和更强的波动性。香港地区是公认的自由贸易港口，具有高度的市场开放程度，因此可以说明我国的确存在着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与世界市场的融合还不够深入。第二，中国与美国、欧洲和日本各项瞬时平价条件在短期均无法成立，表现为其偏离序列的自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也就是在短期的冲击产生后其效果会波及到之后的期间，管制措施对资本流动具有较大影响。第三，资本管制以及其他障碍依然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影响，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短期的实际利率平价的偏离趋于消失。这一点可以从实际利率平价偏离的平稳性检验中看出，三组实际利率平价偏离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被显著拒绝，即中国与三个地区的实际利率平价条件在长期能够成立。另外中国商品市场在长期也趋于融合，表现为实际远期升（贴）水以及其分解出的汇率风险溢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偏离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货币因素对资本流动的阻碍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会随着商品市场上的各种套利活动逐步消失。第四，三组抛补利率平价条件无论在短期或长期都无法得到满足，其自回归系数显著且序列不平稳，说明政治风险溢价长期也不会消除。金融资本市场的管制措施更为强烈且长期存在，阻碍金融资本在我国与其他国间的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因素，这与之前学者对于发达国家的研究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主要是货币因素造成的资本流动障碍。最后，通过方差分解说明了为什么抛补利率平价在长期仍然不成立但实际利率平价条件却能够满足。原因在于货币风险溢价的作用要强于政治风险溢价，这也就说明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首先开放的是商品市场，贸易自由化的程度高于金融资本的自由化程度。　　虽然通过利率平价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一体化进行了分析，但文章仍有很多不足。仅仅采取了利率平价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对于能够导致各项利率平价产生偏离的具体因素，以及各因素对利率平价偏离的影响尚未进行专门分析，这也是之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