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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绿色能源环保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已经形成高度共识。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然而当前生态环境破坏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成为了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向。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认为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实施环境污染会产生外部成本导致社会损失,而解决途径就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既是市场的核心角色,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推动企业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是优化资源配置、贯彻环境法律法规、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是指企业将环境外部成本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的行为,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企业为实现环境目标或为管理其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付出的相关成本费用。然而,什么因素驱动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充分。主要原因是企业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成本费用比较分散,还可能具有隐蔽性或偶发性,概念界定尚未明确统一。多数研究均以企业承担环境成本为起点讨论后续的会计处理及管理问题,鲜有研究对企业承担环境成本的动因进行深入探讨。环境问题的市场失灵使得环境规制应运而生并不断演变,但是现有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控制性环境规制为主,对其他形式环境规制的探讨较少。对于环境规制的应用效率及效果研究仍以宏观效应为主,少有涉及环境规制微观效应的研究。同时,各种类型的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均有密切的理论关联,然而讨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机制研究却不充分。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成本承担的制度背景,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动机展开研究,并在其经济后果的研究中兼顾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辞,研究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综合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并介绍本文的研究创新与贡献。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系统总结本文的理论支撑,全面梳理国内外与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环境规制相关的文献。首先,归纳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和环境规制的基础概念和衡量方法,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和环境规制的概念进行解读。其次,分别归纳环境规制以及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针对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出尚待解决或深入挖掘的问题,为后文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三章制度背景、环境责任现状分析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识别。分析环境规制和企业承担环境成本的制度背景,并从财务报告和专门报告两个方面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责任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分别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进行了识别,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第四章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环境规制驱动研究。分析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经济动力。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真正动机进行实证检验。 第五章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情境研究。从企业和社会两个层面进行情境设置,其中社会情境包括企业所属地区的环境质量以及环境问题的公众参与程度,企业情境包括企业的盈亏状况、环境认证情况以及贸易性质。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的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效果差异。 第六章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环境规制调节与企业价值。区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分析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对这种影响关系发挥的作用。 第七章研究建议与展望。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整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探究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动因,研究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效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主要通过财务报告和专门报告来呈现。财务报告的证据显示,企业间的环境保护共识度较高,但大多数企业的环保行动并不是持续稳定的。企业环境责任表现与环境规制联系紧密,但并没有与经济利益积极相关。专门报告的证据显示,披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信息的企业数量以及明细项目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企业之间的环境责任表现差异较大,并且部分披露内容与企业实际投入关联不大。专门报告经第三方审验的比例较低,专门报告发布的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均存在一定的风险。 第二,现阶段我国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并非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自发进行,而是更多受到环境规制的推动。具体而言,企业受到的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水平的提高,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无法为企业带来财务绩效或企业价值的提升,也没有受到再融资经济动机的显著影响。从政府角度来看,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均有助于改善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实际承担状况,规制效果得到了初步验证。 第三,在不同的企业情境和社会情境下,控制性环境规制和激励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就控制性环境规制的作用而言,当企业所属地区环境质量较低时,控制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效果下降。而当企业所属地区环境问题的公众参与程度较高、企业获取环境认证以及具有海外贸易时,控制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增强。表明隐性环境规制、自愿性环境规制以及跨国贸易企业受到的国外环境规制能够对控制性环境规制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控制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不会受到企业盈亏状态的显著影响。就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而言,当企业所属地区环境质量较低时,激励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效果较强。而当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时,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减弱。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尚未受到企业环境认证状况和贸易性质的显著影响。 第四,企业在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面做到言行一致是可以得到市场认可的。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负向影响企业价值,言行越一致,企业价值越大。而言行差异越大,企业价值损失越多,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企业专门报告披露环境责任信息较高时更加显著。换言之,当企业“说”得越好时,市场越需要其“做”与“说”相匹配。另外,控制性环境规制可以强化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说明控制性环境规制间接有助于规范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激励性环境规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激励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均存在影响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较为复杂。 本文的主要创新与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财务报告中识别并量化了微观企业层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为当前以宏观和中观层面为主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领域补充了微观量化研究视角,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并进行后续研究,也为未来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的连接和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基础。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经济动力,丰富和补充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动机方面的研究。 第二,根据不同的企业情境和社会情境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作用效果,综合考虑了企业面临的控制性环境规制、激励性环境规制、隐性环境规制以及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微观作用及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弥补了当前环境规制微观效应研究领域的不足,并有助于政府针对不同环境规制的作用特点进行调整和优化,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研究兼顾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实证分析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为传统的企业环境责任绩效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视角,对政府规范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言行、结合市场机制调动企业环境保护积极性以及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均提供了有益的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