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一方面传统社会矛盾继续累积与激化，另一方面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催生出一系列的新矛盾、新问题，加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诸多因素交织在这一时期，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危机加剧，呈现出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并存的景象。农业恐慌，农村崩溃，农民破产的趋势，使得乡村社会整体向下沉沦。为了救治乡村，国民党、中间势力、共产党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不同于前两者的改良主义，中共提出了以土地革命救治乡村的整体方案，并在苏维埃区域付诸实施。土地革命从改革农村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入手，通过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达到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从而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最终达到救济乡村的目的。然而，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毕竟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它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发展生产的重视。纵观土地革命的全过程，中共并未能形成对发展生产的持续重视。究其原因，在于它同时还面临着争取群众以推进革命的任务。而革命与建设，二者并非完全的并行不悖，甚至经常性的体现出相互龃龉的特点。革命以保证建设，却对建设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形成抽离效应；建设以保障革命，却对革命所需的资源汲取形成制约。在革命与建设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的问题上，中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整个苏区时期，这一矛盾突出体现在中共对待富农这一农村阶层的态度上。二者的统一性体现在争取革命胜利的同一个目标上，对立性则体现在发展生产要利用富农，而争取群众则要限制、削弱富农。产生矛盾的关键在于富农的阶级成分：如果把富农定位为农民，则富农是群众的一部分，是联合或中立的对象，如此，则二者是统一的；如果把富农定位为剥削分子，则富农就是敌对阶级，是打击和削弱的对象，如此，则二者存在对立。争取群众是推进革命的必然要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发展生产为革命胜利提供经济支撑，其作用更是根本性的。在土地革命的初期，由于尚未涉及发展生产的问题，并且当时的主要斗争矛头指向军阀、地主阶级，富农因其在反对军阀、豪绅地主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革命性而成为联合、中立的对象；随着土地革命进入到没收和分配土地阶段，富农因其利益受损逐渐表现出反革命性，而共产国际基于苏联经验的指示使得中共在富农政策上转为左倾，战争环境下“越左越革命”的话语体系既成为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护身符”，又成为他们加在毛泽东等实践派头上的“紧箍咒”。这些因素使得对富农的定位越来越左，富农从中间阶级变为与地主豪绅同等的敌对阶级，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土地革命在完成生产关系领域的变革后，却打倒了富农这一农村最具生产力的阶层，苏区的生产发展受到阻遏，在支撑战争上日渐力不从心。发展生产与争取群众的对立性越来越压倒二者的统一性，解释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不断左倾的富农政策演变历程。从发展生产与争取群众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共的富农政策，可以深化我们对富农这一阶层历史命运的认识。而围绕富农所涉及到的革命目的与工具之辩、消解革命的因素、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性等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