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理论，本文研究官员能力与专家决策咨询间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尤其敏感，因此专家决策咨询对其重要性更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面前，官员能力是否对其使用专家决策咨询产生影响,官员能力是否对其选择不同类型的专家决策咨询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官员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回答以上问题。　　本研究描述了中国专家决策咨询过程。对专家决策咨询机构进行解构，将“专家决策咨询”划分为“事业单位研究机构专家的决策咨询”、“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决策咨询”、“高校里专家的决策咨询”三类。其中，面临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的专家咨询最受官员青睐，占据专家决策咨询的主导地位，但其它类型的专家决策咨询也被使用，民间机构、高校专家都已经呈现出对官员的影响力。在专家决策咨询逐渐多样化大趋势下，官员能力对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变量指标的设计选择上，本文通过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综述，根据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ASTD)发布的核心能力模式，对官员能力的划分为个人能力、人际能力和业务能力三类。并分别用官员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情况、官员认识专家的人数、官员的工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测量。通过对天津市344位局处级领导干部问卷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本文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发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面前，官员的个人能力、人际能力和业务能力对专家决策咨询均具有显著影响，验证了理论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官员的工龄对其是否选择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的专家决策咨询影响显著，呈负相关关系;官员认识的专家人数对其是否选择高校里的专家进行专家决策咨询影响显著，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对中国的专家决策咨询研究是个有益的尝试，尤其是对官员的研究，弥补了以往单纯从专家的角度研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