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社交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微博以其特有的传播优势不断颠覆着社会交流和沟通模式，固有的媒介传播传统逐渐被打破。微博营造了一个集开放性、即时性、便捷性为一体的自媒体平台，它通过对碎片信息的生产而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关系的再生产，公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话语和主张也更多地通过微博得到释放。因此，在公共议题面前，微博能够够迅速积聚公共注意力，公众通过“围观”这种特有的“群体性”网络行为完成对公共议题的舆论构造、话语阐释与意义争夺，这使得微博具有了社会动员的积极效果。同时，随着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官民沟通的方式和途径呈现出新的趋势，尤其是诸如2011年的微博打拐事件、南京梧桐树事件、温州动车事件、大连PX事件等标志性公共事件的演绎，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由于大量基于微博动员而引发的公共事件不断打开微博问政的新局面，微博问政作为一个显性的传播学、政治学命题被重点凸显出来，这既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次崭新尝试，同时也是中国悄然成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微妙注释。在诸如微博打拐事件、钱云会事件、江西宜黄强拆事件等标志性的公共事件面前，底层智慧借助语言修辞和图像修辞等多种话语途径完成微博空间的社会动员，社会争议在底层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体系中被源源不断地构造出来，并成为一个时代的公共话语，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运动—核心强调以话语和修辞的方式作用于公共领域，实现公共议题的构建。这里，微博的舆情预警及微博谣言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公共参与的方式也呈现出新突破，公共参与的效果评价方式也更为多元。此外，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一步审视微博话语的传播路径和结构关系，不难发现，在一些危及集体利益的公共事件面前，一种基于替代性媒介依存理论的传播模型正成为微博公共话语生产的典型模式。显然，作为一种社会化媒体，微博极大地助推了公共参与的深度与效度，并且成为促进中国公民社会成长、激活公民意识提升的有效的媒介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