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孝道孝文化，到了宋代，进入了一个充分发展、渗透、丰富的历史阶段，既有其相当的延续性，亦有其相对的时代性，构成了中国孝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在此大背景之下，承载孝道精神与理念的儒家经典《孝经》一书的研究、探讨，也同这一阶段的孝道孝文化一样，与时俱进地呈现出了相应的时代特色，既有传承，更有质疑或者说开新，在中国《孝经》学史上写下了别样的一卷。宋代的《孝经》学文献，共有50多家，数量较为可观，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绝多达数都已经亡佚，现存传世者据笔者目前所及，仅得5家，分别是邢昺等《孝经注疏》、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朱熹《孝经刊误》和项安世《孝经说》。通过对现存宋代《孝经》学著作的具体探讨，我们认为，相对于前代而言，宋代《孝经》学的特点与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宋学性理学说的色彩呈现。现存宋代《孝经》学著作，无一例外都具有宋学的性理学说色彩，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开其端，范祖禹《古文孝经说》踵其后，朱熹《孝经刊误》、项安世《孝经说》亦皆如此。这种注重心性义理的内在探究和体悟，是此前汉唐注疏著作中缺乏或者说薄弱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儒的《孝经》学研究是具有重要转承意义的，其中“转”更大于“承”，所开创的经典义理内在理路把握，在今天对我们仍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宋儒勇于创新的治学取向，以及从大处、通处、根本处着眼并下工夫的治学旨趣，这和其前的汉唐注疏、其后的清代汉学所谓乾嘉考据风格确实有南辕北辙之异。朱熹的《孝经刊误》自不待言，纵是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项安世《孝经说》，这方面的因素也颇多。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其本身即开示了讲论、研究《孝经》的宋学模式，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固然申说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却也于其未安之处并不盲从，项安世《孝经说》亦于先儒之论有所评弹，虽然其说未必可从。这样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于跳出汉唐注疏桎梏、别开生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后研究《孝经》的学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其启示。三是宋代《孝经》学的不足与瑕疵，如宋学性理学说色彩中的些许主观化以及改动经文之举。这种过分主观化的发挥、强调和对文献文本本身的破坏和变动，从文献整理、学术研究谨严角度讲，是不可提倡和鼓励的。后人对于朱熹《孝经刊误》及其后续影响颇有微辞，不能说皆出于恶意，可视作谏诤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