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主题,外国投资进入或控制某些特定领域可能会危及到东道国的国家安全,而若过度考虑国家安全而限制外资进入又会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就我国情况而言,需要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有效运行,才能在实践中既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又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一项制度的运行首先要有明确且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关于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起步较晚,目前虽已在部分立法文件中有明确体现但还未形成完善的体系、仍存在较多待完善之处,难以为该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我国相关领域立法存在的问题如,尚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无专项立法且现有立法位阶较低,关键概念定义模糊,审查范围、内容规定略显抽象,审查主体构成及权责分工不明确,缺少监督救济机制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制度运行的法律依据较为薄弱、法律的预测性功能难以实现、审查中的自由裁量范围过大,不利于投资开放的扩大。相比之下,美国在外资安全审查方面采取专门立法模式且已有较长时期的立法及实践经验,其最近颁行实施的《外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即是对该制度的又一次完善,其立法已形成了完整的框架体系,对审查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也都在一次次的法律修订中进行了完善。因此,通过了解分析美国针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为我国在安全审查领域的立法提供思路借鉴和经验积累,进而对我国的相应立法完善提出建议,不失为一种选择。现有研究中对于我国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多偏向宏观角度,而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立法中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美国就类似问题的立法处理方式及我国国情特点,对我国审查制度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对应的立法完善建议,如通过人大专项立法的方式为制度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对审查中所谓“国家安全”“外商投资”等关键概念进行合理界定,明确审查范围及审查内容,细化审查主体的组成及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设立适当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并为受审交易的投资者开放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