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将我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但2020年我国和东盟的贸易实现了逆势强劲增长,东盟首次超越欧盟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也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第一大经济体。凭借颇具潜力的市场容量、优越的地理位置、较为开放的市场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东盟一直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和优先地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阵地,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为我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但新的挑战也随之出现。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革命将世界各国的距离拉近在一起,加之跨国贸易壁垒的削减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放,世界经济体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将各国的货币政策高度绑定,各国货币政策的联动性愈发明显。一国的货币政策不再仅仅影响本国的经济运行,也通过贸易、利率、汇率等渠道对他国产生了溢出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有助于加强双边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尽可能避免冲突和摩擦的发生,让货币政策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发挥“润滑”和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央行统筹内外部均衡的能力,为我国央行制定稳健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依据,促进人民币走向更远地区;有助于维护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有效减缓国际风险的对外转嫁和传染,为我国建立稳定的外部环境。就理论意义而言,本文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两个理论框架相结合,丰富了货币政策对外传导的理论机制研究;通过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的溢出,拓展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范畴,为发展中国家和小型国家之间的溢出提供理论补充;通过构建贝叶斯全球向量自回归（BGVAR）模型,不仅考察东盟地区整体和我国的联系,更是将东盟各国的内部联系融入模型,延伸了货币政策区域溢出的理论研究。本文按照“文献研究→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实证检验→量化分析→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的框架展开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国家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第二,如果溢出效应存在,那么又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导?第三,东盟成员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第四,通过对溢出程度进行量化,溢出效应是否会呈现新的特征?围绕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了汇总、梳理和提炼,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机制、溢出渠道、影响因素以及研究中的实证方法,并做出文献评述。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日益紧密的联系为货币政策的跨国溢出提供了现实基础,因而有必要事先对我国和东盟的贸易和投资状况进行事实陈述,并简述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现状,为下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在理论研究中,本文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进行简单直接的初步论述,随后构建包含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资本流动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对传导机理进行深度刻画。在厘清了理论机制之后,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东盟6国进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从每个国家选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短期利率、贸易差额等7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构建大型的贝叶斯全球向量自回归（BGVAR）系统,通过贸易权重矩阵将东盟各国和我国相互连接起来,并将美国变量、国际油价等因素融入模型,最终就获得的脉冲响应曲线、后验包含概率和方差分解三个实证结果展开分析。在实证检验中,虽然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国家国内变量的溢出方向和大致的溢出程度,但却无法进一步准确量化溢出程度,也无法检测出溢出效应的时变性。鉴于此本文利用溢出指数方法,对实证检验结果较为复杂的利率、汇率和证券价格三个变量展开深入研究,溢出指数法不仅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量化溢出程度和溢出效应的时变性,还可以从时频域角度区分出溢出效应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最后,根据全文的研究总结出重点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再结合论文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国家存在显著的溢出影响,而且这种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我国利率比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溢出程度更强,东盟各国的同一变量面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时反应不尽相同,判断我国货币政策是“以邻为壑”还是“火车头”作用时,要结合具体国家和具体变量进行分析。第二,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对东盟国家溢出,其中贸易渠道是最主要的渠道。第三,汇率的适度浮动有助于增强宏观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面对外国货币政策冲击时,浮动汇率虽然在短期内剧烈波动,但中长期影响会不断衰减,而且此时国内的宏观经济变量振幅更小。第四,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时效性不同,在资本流动较快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溢出效应在短期内就已经完全实现,而对于贸易、通货膨胀等变量,外部货币政策冲击发生后要滞后一段时间溢出影响才达到最大。第五,我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时变特征,虽然这种时变没有特别的规律,但从动态溢出指数走势图可以看出我国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溢出效应的总体步调是一致的。针对主要结论,本文从我国的角度出发提出几点政策建议,即央行要加强货币政策的沟通和协调;要坚持总量合理,结构优化的稳健货币政策;优化贸易结构,协调贸易关系;深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双边金融合作。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丰富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的实证检验结论。贝叶斯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BGVAR）是较为新颖的模型,通过先验信息来估计模型参数进一步提升了GVAR模型的预测精度,然而国内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中BGVAR模型的使用却极少,而且就笔者所知专门以中国、东盟各国以及美国来构建BGVAR系统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就模型和样本国家的选择上,本文丰富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中的实证检验结论。此外,作为BGVAR随机搜寻变量选择先验（SSVS）估计下的附加产物,后验包含概率可以清晰直观地显示出某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重要性,然而目前文献中对此应用却极少,因此本文对后验包含概率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了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结论。第二,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量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主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或者VAR类的实证文献中,多数学者利用脉冲响应的峰值或者累计响应量来衡量溢出程度的大小,虽然这种做法较为常见且行之有效,但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即只能在随机某个时点（冲击发生当期）及选定滞后期内来衡量溢出程度,无法量化所有样本时间段内的溢出程度,也无法刻画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多元回归的系数来衡量溢出程度的大小,然而一个系数值也只能反应“平均”的溢出程度,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度有限。本文从时域和频域角度出发,尝试利用Diebold and Yilmaz（2009,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法来测算我国货币政策变动对东盟国家利率、汇率以及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外鲜有此种做法。溢出指数法不仅可以判断溢出效应的方向、程度和时变性,还可以从频域上区分出溢出效应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是量化溢出效应的一个有效做法。第三,完善溢出指数法,通过自行编制代码生成动态单向溢出指数。溢出指数法在衡量变量之间动态的两两溢出效应时,国内外文献的结果都只能呈现变量的两两净溢出（即两个变量溢出和溢入之差）,或者两两总关联度（即两个变量的双向溢出之和）,却没有单独呈现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单向溢出指数。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我国货币政策对东盟的溢出,如果只能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和东盟之间相互的溢出之差或溢出之和,那么对主题的探究则显得不够充分。因此,本文通过自行编制R语言程序实现了时频域里动态单向溢出指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