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式传媒的出现极大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近代报人及后来职业新闻记者、编辑等借助报刊等现代传媒手段营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近代报刊传媒自身所承载的丰富信息和广大受众群体之间微妙的社会联系,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新闻报道就像是时代大众情绪的阴晴表,社会所有的忐忑不安、愤怒、期待、激进和稳重、妥协及理智都在变革转型的年代里报纸头条和社会舆论中表露无遗。某种程度上说,报刊的文字和所引起的社会舆论为民众提供合法化政治参与的可能,使得任何不但的政治行为成为一场人民的斗争。这种效应在民国建立之初表现更为明显,尤其是当国家政治需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时候,报纸媒体这种政治参与意识就会更加强烈。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1919年的南北和议在当时的报刊,尤其是在作为民国四大报纸之一的《益世报》当中,是如何被呈现?如何被讨论?以及这种讨论最后又是如何作用事态的进程发展?这样做的目的不仅限于一个民国政治史的个案研究,同时也旨在理清长期以来附着在我们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诸多“理所当然”,如认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国际外交波诡云谲及中国外交的失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激进风潮,这样简单的、单面相的、线性的历史图景。同时我们又要反诘:为什么它又常常被我们的历史叙述者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