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外译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国家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于2006年同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经典之列。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论坛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实际上,国家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活动在翻译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主要是在国家赞助下进行。在译介方式上已经由近现代以降以个体译介为主导转变为以国家机构译介为主导,同时译介主体也由西方译者为主导转变为由中国译者,或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为主导。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国家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活动至今仍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即认为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或者说译本是否忠实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决定着译本能否最终“走出去”。这一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认识局限及研究思路,使得学界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这无疑对当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尤为不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在国家赞助下有效地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论文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译介学理论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出发,对国家赞助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实践行为及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问题进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探讨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厘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困境的实质,并以史为鉴,针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研当下如何在国家赞助下有效地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文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访谈等方法,并借助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提供的世界各国图书馆藏书目录（World Cat）,挖掘和收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文译作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馆藏量、英文译作发行量、英美国家报刊杂志刊载相关评论文章情况等数据,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考察少数民族文学英文译作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论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以史为鉴、现实之境和应对之道。以史为鉴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建国以来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国家集中型赞助方式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实践行为。现实之境为第五章,主要以广西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的英译为个案,探讨新世纪在国家分散型赞助方式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对外译介及其面临的挑战。第六章则主要探讨在国家赞助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应对之道。该部分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作为国家机构“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同时指出在译介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当下的现实情况,尝试提出八点思考,以期为今后国家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研究发现,在国家赞助下,尤其是在国家集中型赞助方式下,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往往是出于“文化外交”的政治使命,而不是基于接受方文化系统自身的需求。如果输出方推出的译本与接受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出现偏差或冲突,译本则很难获得预期的接受效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既可能源自双方在诗学方面的不同,也可能是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方面的差异。面对如此复杂的接受语境,输出方如果仅仅试图从控制译本质量入手而实现其良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结果往往与预期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从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文学交流的目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操作方面的翻译问题。在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译介模式、待译本选择、翻译方法、出版与销售等方面因素,更要了解接受方文化系统中相关藏学、壮学等民族学方面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