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分为五章。绪论介绍了前人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目的。前贤时俊对孔子形象地位之变化颇为注意,且对其原因做出论说。然而不少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辨。我们需要深入细致地考察每部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和不同典籍中的互见故事,在厘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论述源流变迁,整理出一部孔子从先秦到西汉的“接受史”。正文前三章通过搜集和整理材料,厘清孔子其人形象的基本事实,分别在先秦诸子、经史和杂说中展开论述。每一部典籍因其特定的文本性质,所记载的孔子形象有其特点。儒家文献展现出孔子作为门派宗师的高大形象,《论语》中的记载充满情境感,孔子表现为一个亲切可感的常人,以君子为人格目标；《孟子》以空洞的言说全力颂扬圣化孔子；《荀子》亦称孔子为“圣人之不得势者”,后六篇记载孔子及弟子诸多故事,成为后来“事语”的滥觞。非儒家文献中,既有对孔子个人的褒扬,对孔子道家、法家等思想的记述,又有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批判,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庄子》中孔子与颜回论道,《墨子》中孔子心术不正,《韩非子》中孔子主张严刑峻法,可能并非完全随意的主观化,而似可在《论语》找到源头。经史中,孔子整理“六经”,使之成为儒家经典,是孔子对于儒学奠基所做的重要贡献。孔子在经传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政治思想、社会礼仪和道德观念各方面都渐趋于人伦楷模。《韩诗外传》在治道、修身、治国、治学各方面提及孔子,其形象处于一种由具体的历史存在典型化为一种理想的君子人格形象的过程。《礼记》部分篇章连篇累地通过孔子言论宣扬儒家的礼治思想,在《檀弓》等章节中,孔门师徒通过实践琐节来申释礼的内蕴,孔子的行为风采给人形象化的感受。《易传》表现出孔子是一位用儒家学说阐发哲学思想的易学大师；《左传》记录孔子勇敢谋略的一面,从全书中作者大量引用孔子之言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看,孔子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且其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主张得到了作者的深刻认同。《史记》中孔子被列入世家,另有《仲尼弟子列传》及《儒林列传》与之相表里,是“为天下制仪法”的至圣；其一生怀才不遇的遭遇又带有浓厚的司马迁色彩。杂说中,《吕氏春秋》、《淮南子》以“杂家”的兼容并包眼光吸收儒家思想精华,开始对孔子全面称颂而几无贬词。其中的孔子形象总体倾向为儒家类或道家类的贤者圣人、不得势的“素王”。刘向《说苑》以儒家立场表彰孔子,孔子的言行成为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加强修养、修文尚乐、戒奢倡简等治国道理的具体例证,孔子为修身立国之典范。《说苑》分门别类地记载了诸多孔子故事,与《孔子家语》关系密切。第四章分析孔子形象流变的原因。总结孔子在诸子、经史和杂说中不同形象的特点,概述出孔子由诸子著述中最具争议的人物走向经史、杂说中极受尊奉的偶像历程,孔子的圣化从孔子弟子开始,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而得到确立,在《说苑》等著作中得到加强。汉代用儒家六经统摄全部学说,是汉代政治上大一统趋向在学术领域的对应。分析原因,首先,思想争锋的过程中,诸子经常假托三代古圣先贤之遗事,以资为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孔子事迹必然透射出诸子的思想。其次,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在战国秦汉之际社会几经变革的转型时期,个人受制于学派,个人和学派又受制于时代。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人物,孔子的形象源于历史,也源于这段时期的诸子经史杂说。第五章论述孔子形象流变的意义。通过对材料的搜集和对比,总结出一份互见文献表,分析孔子形象演变的意义,分别在史学和文学层面展开。史学层面,对比所搜集的孔子形象之记载,表明各文献有着绵延的流传关系。“互见文献表”展现了传世文献的渊源。介绍“事语类”史书的概念,指出孔子故事群构成事语类史书的重要内容；儒学渐渐独尊,不同身份的编者对材料取舍不同,反映出著作者的儒家思想倾向。文学层面,内容上,孔子故事基本以言论为主,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不同作品展现出不同的风格；手法上,许多孔子故事都重义理而不重真实,故发生歧变十分正常,部分甚至走向虚构；流传上,民间传说对孔子看法有所不同,对孔子形象的丰富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