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民主思潮、福利国家以及给付行政等出现的行政合同,有助于保障人民参与及相关权益、增加行政主体的执行手段、更好地达成行政目的,但其同时也面临行政权力的扩张与滥用而导致的诸如行政合同被非法地中止、终止、解除等。当我们不得不注重行政合同的事中防御时,发源于英国、成长于美国并日益国际化的正当程序以其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功能对我们很有启发。正当程序原则规制行政合同有三方面的基础。首先是宪法间接规定和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所组成的宪法基础。其次是立法、司法基础。第三是其价值基础,表现为保护相对人权利的契合、提高行政效率的补强以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促进。在西方国家,正当程序原则规制行政合同有主观公权利保护的本体模式和客观法秩序维护的工具模式。我国应以上述两种模式为基础,在继承的视域下采用功能本体模式,即肯定正当法律程序的本体价值,但在价值的实现或发挥时,应同时赋予其功能性的导向。在具体制度构建上,重点是应把相关行政法中的告知、协商、听证和说明理由等制度在完善的基础上运用于行政合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