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出生在一个苗族村寨中外出打工女性的回嫁事件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女性外出与回嫁的动机，对在城乡流动不断加剧形势下，大量未婚女性返回家乡生活的现象做出了解释。笔者在隆林各族自治县进行了近3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共访谈村民87位，并对其中的11位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较为详细的田野资料。　　 为了解释“回嫁”现象，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追踪了11位女性“决定外出—打工—回嫁”的过程。笔者发现，在外出前，这些女性都有着较为明确的打工目标，渴望通过城市生活与打工经历满足自己的物质与文化需求。这些目标与她们自身、家庭都息息相关，更多的则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她们大都对都市生活不甚了解，而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则拼凑出了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都市梦”。带着这些需求与梦想，这些年轻女性踌躇满志的离开家乡。　　 进入城市后，她们既感受到了都市文化的的乐趣，也体验到了打工生活的艰辛。打工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改变着她们的观念与行为，促使她们做出了回嫁的决策。一方面，她们凭借着辛勤劳动在全新的产业结构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获得和男性一样、甚至更多的收益，并且希望通过经济地位的提升来改变流出地的传统两性关系。另一方面，高强度的车间生产以及权利保障的缺失消磨着这些女性的青春和健康，异乡人的身份让她们在城市中格格不入。　　 如果说外出打工行为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与发展，那么回嫁则意味着这些女性在形式上要重新回到父权制社会。但这并不是父权制的最终获胜，而是个体化“重新整合”的重要过程。外出前种种期待的实现与破灭让这些女性开始重新定位打工生活，并对“城乡差异”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她们期待更多的认同与尊重，渴望更加自由、同质化的生活环境，并且逐步认识到回嫁对于个人幸福实现的积极意义。在婚姻的决策中，她们开始注意到相同的文化背景对夫妻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意义。回嫁不是城乡二元制度的必然，而是她们在城市中经历、反思的结果。在面临迁移和婚姻问题时，这些女性能够积极地做出理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