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不仅取决于物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也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行为体(国家或者国家联盟)的战略领域,存在着某些深刻内化的安全思维方式,这些方式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在各个时期得以传承。然而,传统的理性主义-物质主义分析模式却忽视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强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仅受制于技术、人口、实力及威胁等客观变量。随着理性主义路径不断遭遇"战略意外"的挑战,战略研究开始发生"文化转向"。即使面对相似的战略环境,在不同战略文化中社会化的政治精英也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因此,文化属性不同的安全共同体对相似的战略现实存在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战略决策也会受到历史、文化、规范、认同、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战略文化"视角就此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所研究的是作为文化的战略,即一种战略意识形态,是特定的行为体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历史连续性与内在一致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启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来,欧洲不仅迅速从战争之殇中得以恢复,还使法德这对百年宿敌达成和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欧盟的成员国已经增至28个,形成了统一的欧洲货币,高度一体化的内部政策,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不断深化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种对内与对外的高度协调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力量,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行为体之一。近年来,尽管欧盟和中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深知彼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至关重要性,但它们迄今为止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与欧盟各自拥有不同的战略文化。二者在制度和发展模式上差异较大,在某些国际和战略问题上存有分歧,双边互动中的部分领域也反复出现了政策争执及行为摩擦,为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和障碍。因此,为了应对中欧关系中反复出现的观念分歧及行为摩擦,为了构建出一个具有真正实质意义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影响欧盟战略行为的那些深层次的因素,准确地把握欧盟的战略文化及其总体性战略思维,这将有利于我们找到管控与弥合中欧战略政策与理念分歧的有效路径,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可行的对欧战略与政策。本文首先从地理因素、历史因数、身份因素及制度因素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欧洲的战略传统特征,这些传统因素构成了欧盟战略文化的来源。地理因素塑造了欧洲扩张主义、防御主义及中立主义三种亚战略文化、"分合传统"以及"地理与文化的悖论";历史因素使欧洲形成了中立主义、干预主义、扩张主义以及依赖主义四种战略传统;民事性力量、军事性力量以及规范性力量的身份定位使欧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战略偏好,它们分别强调使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以及规则和规范作为战略行为得以实施的手段;欧盟的制度及其治理模式塑造了欧盟的干预主义文化、多边主义文化、软实力偏好以及战略手段的复合性偏好。其次,本文从战略目标、战略威胁、战略手段、战略合作模式以及战略行为的合法性这五个变量入手,对作为文本性文化的欧盟战略叙述进行了话语分析和比较研究。从战略目标和战略威胁上看,欧盟强调人类安全和人权的观念,指出域外安全之于域内安全的重要性,存在一种"去领土化"和"去国家化的"观念,重视新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表明欧盟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干预"偏好;从战略手段上来看,欧盟强调军事手段和民事手段相结合,主张采取多维度、多阶段、多层级、多边的综合性战略手段,这体现了欧盟"硬实力的软使用"偏好;从战略合作模式来看,欧盟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性的重要性,强调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战略行为体的合作关系,"依赖为主独立为辅"的模式正转向"独立为主有限依赖"的模式,这体现了欧盟"从依赖转向自主"的偏好;从战略行为的合法性来看,欧盟强调国际法律和国际规范的重要性,欧盟的战略行为需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这体现了欧盟"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偏好。因此,本文得出结论:这四种战略偏好是欧盟战略行为的内在动因,是欧盟全球战略的文化层面构成,它与操作层面的欧盟战略共同决定了欧盟的战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