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股权制度的新、旧特性兼具,旧在该制度已经在美国运用多年,具有成熟的配套制度和救济措施,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素材;新在随着当前监管口径的陆续放开,该制度再次引发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此种讨论在我国科创板试点放开对双重股权的限制时达到顶峰。双重股权制度有其自身独有的优点,创始人能够在获得充足资金的前提下维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专注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壮大,有效地避免了普通股东尤其是财务型股东过多关注收益而可能导致的短视行为,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也正是其被诟病之处,多倍表决权股东利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进行利益输送,肆意侵犯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数见不鲜,同时,控制人一家独大,对企业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也给监管和中小股东维权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正是这些弊端在实践中不断上演,各国对双重股权的态度不一,有禁止也有赞同,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对双重股权的态度都经历了允许和禁止之间的反复。通过对各国(地区)对双重股权制度的不同态度和历史反复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只要在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就能成功推行双重股权制度实际上一个伪命题,双重股权制度的成功实践依赖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者的态度和监管力量、必要的限制及救济措施。推行双重股权制度的重点不在于从理论上证明其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在于如何从本国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对制度进行规制,在维持不同投票权人对公司的控制权、限制其控制权过分扩张、有效维护普通股股东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随着大批我国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前往美国上市、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陆续放开对双重股权制度的限制,我国于2019年3月出台相应规则推出科创板,允许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通过科创板上市,并对采取不同投票权的公司的治理安排以一节的内容进行规制。科创板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采用不同表决权结构上市,出于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科创板对不同表决权结构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限制,具体包括:1.对采用双重股权结构上市的附加要求,例如仅限IPO前申请、对企业所处行业和市值进行限定、对不同表决权股份持有人资格和权益的规定;2.对多倍表决权股份自身的限制,即每股多倍表决权数量应当相同,最高只能为普通股份表决权的十倍,对不同表决权股份转让的限制,同时规定了不同表决权股份向普通股份转换的情形;3.对普通股股东的利益保护事项,如普通股股东对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提案权,规定了必须要同股同权的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公司内部持续治理等方面;4.对信息披露事项进行专项规制,要求公司在公司章程、招股说明书等公开发行文件中披露不同投票权结构的相关信息,并完善定期披露义务和重大事项特别披露义务。科创板对多倍投票权治理结构的各项限制,重点参考了美国的实践经验和香港地区新近确定的《上市规则》,积极借鉴成熟经验并对我国制度进行构建,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新兴加转型”的市场特点,与美国自由意定的态度不同,在各个规制方面强调了具体的数字和比例要求,且此等限制亦是美国自由意定中最常见、最普遍之制度安排。总体来说,科创板对不同表决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也将对我国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发挥巨大作用。事物皆有双面性,科创板规定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需要再深入研究之点。首选需要关注的就是科创板上市规则和我国现行上位法以及配套文件之间的冲突,与我国现行的中小股东保护制度之间存在适用的冲突;其次不同投票权的终止条款作为限制持有人控制权扩张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重要条款,现行科创板中的部分规定存疑,且对终止事项约定过少,建议参考成熟经验和规制,添加部分条款以控制双重股权制度的永续性趋向;再次,双重股权制度的信息披露一直是各国(地区)监管的重中之重,多倍投票权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将会进一步加剧前者对后者的利益侵害,我国目前已有企业以不同投票权结构申请从科创板上市,但其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信息披露形式、内容仍与缺陷,为了在双方间搭建起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科创板设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最后,必须要承认任何制度都有其缺陷,在当前监管力有不殆,不同表决权人对公司和普通股股东利益造成损害时,除了要考虑监管机关的行政追责外,我国公司法框架内的股东直接诉讼、股东派生诉讼以及共同诉讼制度都难以直接维护中小股东的民事权益的受损,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发展成熟的集团诉讼制度,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立能够有效、直接维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事后救济制度。双重股权制度直接冲击了被公司法奉为圭臬的“一股一权”理念和传统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大多数公司会采取的主流结构安排,它处于股权过于集中和股权过于分散的中间状态,其应用范围不能和一股一权结构相提并论。双重股权的应用从来就不能和对多倍投票权股东权利的限制、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分开,科创板下双重股权结构的规定也需要紧紧围绕这两点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