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本和原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译论在翻译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译论忽略了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的重要作用。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界“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研究。作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莫言的作品。他翻译的第一部莫言的作品是《红高粱家族》,最新一部是《蛙》,这两部译作的问世时间相隔21年之久。但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对这两部译作,尤其是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本文选用葛浩文的早期翻译作品《红高粱家族》和后期的《蛙》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1)在21年期间葛浩文的主体性是否发生了变化;(2)如果葛浩文的主体性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主要采取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葛浩文在不同时期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而探究由此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及变化的倾向。经过词汇、句法、篇章层面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译者葛浩文的主体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单词、句子和段落的翻译从前期的归化为主到后期的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的选择。此外,本文以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为基础,探究葛浩文的主体性发生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葛浩文的主体性发生变化主要归因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具体来说就是,葛浩文在早期的翻译作品《红高粱家族》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此时美国努力保持其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却发现充满着挑战。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因此,美国既敌视中国,也敌视中国文学。此外,一批杰出的美国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美国文学发展迅速,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却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葛浩文决定翻译《红高粱家族》,因为他相信这本书能够受到西方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此时他的翻译目的主要聚焦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而在其后期的翻译作品《蛙》中,笔者发现葛浩文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是由于后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政府推行“文化走出去”等一系列文化发展的战略措施,同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影响,译者转而尝试传播中国原汁原味的文化。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葛浩文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主体性的转变,旨在丰富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视角,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