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过程，其中，“城市改造”成为政府贯彻城市“发展”理念必不可少的手段。本文选取了一个行政力量推动城市改造的典型地区--S市，并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这场实践运动的领跑者--“城管”身上，期望从这一局部脉络中解读出政府行为是如何塑造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之灌输给城市民众，在获得城市民众新的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本文研究表明，在S市，城市改造的实践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文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代表国家权力的城管一方面诠释了“文明”内涵，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体系、行动纲领和日常监控来贯彻实施这种文明。本文的叙述结合其实践的序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阶段，在S市推行“强行入轨”的非常规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内部形成了一套分工严密的科层管理体系；第二阶段，分析重点放在了民众对这场城市改造实践运动的反应之上，试图展示当自称代表“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城管在实施规训的过程中，与被他们视为“落后”、“陈陋”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第三阶段，主要侧重于描述S市“城管”调整理念并寻找新正当性的过程。最终，“文明”理念、“政府-国家”的治理技术和“柔性化管理”的行动策略，三者构成了S市“城管”塑造城市“文明人”，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进行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在建立“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城市改造运动成为塑造城市民众的共同行为和集体意识，进而形成“文明S市人”这一新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路径，这是本文关注的另一焦点。对于坚决贯彻“发展”理念的政府而言，依靠这样的群体认同，就可以动员所有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文明”的名义，来塑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实现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促逼效应，最终将“寻求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和“要求进步”(demand for progress)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由于这场运动仍然在持续之中，促逼效应是否能实现?这种由威权人物带来的城市改造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制度程序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而不至于人去政息?而一旦经济发展遭遇不再能够给民众生活带来可感知幸福的“瓶颈”时，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被剥夺的感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是我需要进一步追寻的，也是本项研究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