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那彦成如何具体扑灭此次起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整个官僚集团在治理教门上的特殊利益，从而试图为进一步弄清清代教门不断滋长以及重新审视清廷治理教门政策效能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爆发于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给清廷带来极大的震动，嘉庆帝当即抽调时任陕甘总督的那彦成直赴河南镇压。那彦成在平息白莲教暴动过程中的经验被全部运用在河南，他不希望天理教也采用游击战术，所以采用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围剿方略。嘉庆帝对此次起义震怒不已，鉴于白莲教起义流动作战的教训，他对那彦成的战术极为不满，甚至不顾君主的风度和威严，破口大骂。但那彦成的确是个“极为称职”的清廷官员，他作为镇压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即竭力保证镇压的全面胜利。面对皇权的严厉督促，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策略，在经过了道口、司寨和滑县三战之后，天理教起义基本被平息，之后开始残酷地追剿教徒“余党”，同时又大刀阔斧地整顿地方控制体系。在治理教门上，那彦成作为一线督抚大员，其治理策略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镇压教门起义时竭力主张全方位军事包围，逐步推进，甚至不惜因此与皇权不断周旋;多方拉拢民心，同时通过各种措施利诱教徒、以达孤立起义队伍之目的。其次，敦力教化与加强保甲。那彦成在继承惯常教化之策的同时，尤为强调保甲的作用，在保甲的操作方式如编查时间等方面有所突破。再次，加大奖惩官吏的力度。那彦成摆脱了过去在治理教门上一味强调惩罚的做法，对下属各级官吏只要有所“功劳”都会细加区分后予以奖赏，并注重利用奖赏对其他官民的辐射效应。凡此种种，使其成为清朝皇权眼中治理“邪教”的“柱石之臣”。　　那彦成镇压天理教原本只是清中后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其中一个，但由此也能窥探出在治理教门上官僚集团与皇权的互动关系，传统学界大都侧重强调官僚集团与皇权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甚至把两者看为一体。而从文中那彦成镇压天理教这一案例不难发现两者也有利益错位的一面，而且这一错位因素会直接关乎治理教门的成败。不仅因为这些上上下下官员的建议主张既能影响皇权的决策，而且他们又是皇权治理教门政策的亲身实践者，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有时却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以皇权是否察觉“邪教”案为界限，在行动上表现隐匿淡化和过严查处两种类别。因此，在研究秘密教门治理时，在看到两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必须充分重视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如果把皇权——民众两者看作对应的实体，显然它们中间有一个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实际上也就是上至督抚下到州县的各级官吏，笔者把其概括称之为官僚集团，这样也就形成了秘密教门治理中的三层构式:皇权—官僚集团—民众。因此，如果试图深入研究清代教门治理策略，那么细化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则是必经之途。　　在充分吸纳前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清代治理教门的控制体系细化为“皇权——官僚集团——民众”三层构式，虽然为弄清清代教门不断滋长以及重新审视清廷治理教门政策效能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但是这一思路只是一个尚不成熟的开端，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比如皇权如何竭力控制官僚集团按其旨意忠实地查禁“邪教”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不过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