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在理论研究与国内外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长期影响和干扰着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认识判断。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在各国的产业发展中都以某种形式与途径发挥着作用。“政府”是任何一个国家产业发展都不可能回避的因素。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从经济起飞向实现赶超过渡的特殊时期,与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相类似,“政府主导”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政府主导的制度结构在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经济起飞、推进跨越式发展。在中国的产业发展进程中政府因素尤其重要和必要,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因素,就无法解析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未来发展的道路。从全球范围来看,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道路是研究政府与产业关系最有说服力的素材,并能对未来中国改革与产业发展道路提出方向性建议。正确认识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因素要分析好两个问题：首先要理性认识和区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正面与负面作用,本文对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因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其次,要明确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因素产生的特殊效应表现：政府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发挥其关联效应,带动产业产出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及经济系统向更高阶段演化,通过促进以要素转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业转移从而带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对特定产业和产业体系进行保护从而保证经济系统安全。因此,本文提出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均衡效应和安全效应的“政府-产业发展关系”研究框架,并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对上述四个效应进行分析。四个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1)增长效应。基于对工业行业投入产出数据以及国有企业在工业行业中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的分析,本文认为,作为政府力量在微观企业中的延伸,国有企业能够带动其所在产业发挥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但是由于存在国有企业对其它社会资本的“挤出”,因此,其在带动产业发挥关联效应的同时对于工业总产出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结构效应。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认为,1978-1992年是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阶段,1992年之后我国进入了产业结构优化的阶段。相比较而言,1978-1992年是从改革开放到确立市场经济地位的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其所带来的结构效应也是空前的。但在1992年之后,进入了制度演化的相对平稳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从战略性调整转向战略调整和适应调整并存的状态,基于制度创新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带来的结构效应在减弱。(3)均衡效应。通过建立要素转移对区域差距影响程度的计量模型,以及第二产业转移与地方政府产业转移意愿和能力的计量模型,分析认为,我国当前产业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资本在地区间的转移,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第二产业发生转移的规模在扩大。在地方政府吸引产业转入、限制产业转出的动机和能力共同作用下,使得本地区第二产业向其它省市转移。我国长期以来的区域制度安排以及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对政府政策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限制产业转移和地区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4)安全效应。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影响出发,分析了我国产业安全现状,并认为尽管外部因素对于我国产业安全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国产业体系及经济系统中存在的低效率才是导致国民经济不安全的根源。政府为了避免产业受到外部冲击和竞争所采取的产业保护措施,在减低外部影响的同时也保护了“低效率”,使得产业发展陷入“越保护越不安全”的悖论。从中国政府与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考察可以看出,政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机抉择”的动态组合关系。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对产业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多方面积极效应,但同时存在着局限性与成本代价的不可测性。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正面效应依然存在,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和完善,其产生的成本和代价在逐渐显现,此时,政府因素需要由更多的市场因素来部分替代。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总体而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伴随着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改进——一方面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管理经济的经验,效率逐渐提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的道路,应该逐渐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双有效”驱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