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能够长期传承、不易改变的习俗、信仰和价值,对个体价值观和偏好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能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在他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的经典研究将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转型期间,既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冲击,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多强调西方的外来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等则被认为是次要乃至是负面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儒家伦理和文化现实载体的宗族网络,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宗族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去宗法化、普遍化、平民化的过程,即以世家大族为核心转为以平民为主导,以贵族为宗族掌控者转变为由士人、平民、商人为宗族的实际控制者。宗族的功能也由以政治功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经济功能为主。宗族对工商业的态度逐渐由蔑视转变为重视,宗族与工商业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宗族在面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化的情况下,能不断变革顺应时代发展,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宗族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文化、伦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社会变迁中能够吸收新思想,实现自我改造、革新,并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随后本文对新式银行的发展作了简要介绍,并对宗族网络与新式银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论证。首先,宗族网络开办的传统金融机构钱庄能够为新式银行的创办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传统钱业的商业惯例、经营机制也被新式银行所吸收、利用;其次,宗族网络培育了大量专门金融人才为新式银行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最后,宗族网络开办的新式企业有着大量融资需求,这也刺激了新式银行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说明宗族网络对新式银行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族谱和近代新式银行的府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验证传导机制。基准实证结果说明,宗族网络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族谱数量每增加1%,新式银行数量就增加0.0429%。为了解决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并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依然有着正向影响,族谱数量每增加1%,新式银行数量就增加0.4519%。本文通过剔除近代6个大城市的样本,将新式银行分为商办、官办（包括官商合办）、中外合资,划分不同地区子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在剔除6个主要城市后宗族网络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但影响系数下降;（2）宗族网络对不同性质银行都有显著促进作用;（3）不同地区宗族网络对新式银行发展的作用有所不同,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宗族网络对新式银行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宗族网络对新式银行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说明宗族网络对新式银行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进一步考察宗族网络在一系列竞争性因素如初始新教活动、通商口岸带来的外来冲击、传统人力资本、初始经济条件的影响,是否会对宗族网络的作用产生影响。结果表明:（1）新教活动并没有对新式银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宗族网络依旧是促进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2）通商口岸为代表的外来因素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有显著示范、诱致作用;（3）以科举人才为代表的传统人力资本对近代新式银行的发展没有显著作用;（4）初始经济条件同样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没有产生影响。可以看出,宗族网络是与各种可能影响近代银行发展条件无关的、独立的影响因素。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了宗族网络影响近代新式银行发展三种传导机制:（1）宗族网络开办的钱庄为新式银行的创办提供了一定资金,同时新式银行能够吸收传统钱业商业惯例和经营管理制度;（2）宗族网络培育、积累了大量专门金融人才,为新式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3）宗族网络创办了一批新式企业,产生了大量资金需求,从而刺激了新式银行的发展。本文研究论证了宗族网络作为儒家伦理和文化的现实载体,在中国近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及其传导机制,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在力量的。本文有利于帮助理解近代发展、转型过程中传统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为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