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动的卷入其中，对外资产负债总量和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失衡。这种失衡与传统的经常账户失衡不同，它的产生不仅仅是以国际间的贸易供需驱动，也同时由国际间的资产供需驱动;与之相对应，失衡的调整除了传统的贸易调整渠道以外，还包含基于估值效应的金融调整渠道。这就要求跳出贸易收支失衡的巢臼，从国际资产组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真实外部失衡及其调整机制。虽然这一话题是当前国外学术界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但国内的文献尚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内生化居民的国际资产选择，在不完全金融市场的假定下，建立一个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从而为全面理解我国外部失衡和调整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以往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经常账户的贸易收支的角度来考虑失衡问题，但是，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失衡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说，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也是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有系统性的扭曲，其间大量存在的金融摩擦阻碍了金融风险的内部消化。扭曲的金融体系严重影响了本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一方面，居民无法通过持有国内金融资产平滑消费;另一方面，国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支持居民自由持有海外金融资产，最终，只能由国家集中全部金融风险，并通过持有海外资产获得保险。在这个分析逻辑下，金融资产的需求和供给是一国外部失衡的核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产生的估值效应会形成新的金融调整渠道。本文的一个贡献就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外部失衡及其对应的金融调整渠道。　　与总量失衡不同，我国外部资产负债的结构失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和其他类似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外部头寸的结构问题更为严重。从海外资产规模来看，我国已经开始融入到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而对资本流出的严厉管制却导致我国投资者不能有效地在国际资本市场配置资本，使我国在巨额国际资本迅速流动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海外资产规模上升的同时，结构却不断恶化。将该现象称为我国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的“非自愿性”。这种非自愿性具体表现为“法律层面上”严厉的资本管制政策，和“事实上”迅速膨胀的资本流动之间的矛盾。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资本管制产生的资产偏好是我国资产结构过度恶化的原因之一，跨国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上述结论。　　除了金融发展水平的作用因素外，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会恶化我国外部资产负债结构。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外部资产负债遭受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估值效应的角度出发，美元的霸权地位会产生所谓的“过度特权”——美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对外负债的成本;与之相对应，我国对美国资产的偏好会导致我国产生“过度损失”。这种“过度特权”和“过度损失”，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国际货币体系的“名义锚”美元长期渐进的贬值趋势所引致。具体而言，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我国的投资者和储蓄者存在分离，居民负责提供储蓄，央行负责对外投资。居民和央行的风险偏好明显存在差异，央行会将大部分的资产都存放于流动性较好的无风险资产中，居民只能持有本国的低收益资产。要缓解我国当前存在的“过度损失”，只能通过增加居民对外投资渠道，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在一阶水平上引入资产收益率差异来反映中国的“过度损失”，本文区分了居民中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建立了资产结构外生的DSGE模型，模型刻画了国际资产不完全替代性产生的估值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考察资产偏好冲击和币种偏好冲击，模拟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外部失衡的金融调整过程。　　综合而言，本文认为对于全球金融一体化，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外部失衡，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内部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可以说，国际间贸易壁垒的消除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增加了居民财富;但是，金融发展的滞后无形中给自身提高了金融壁垒，这种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外部资产规模的增长和美元长期的渐进贬值，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负的估值效应腐蚀居民财富。研究表明:如果在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能够完善国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将使国内投资更具有吸引力，减少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在现阶段，有效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让国内人民币资产更受欢迎，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这也是当前最可行的改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