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当下,资源配置能力至关重要,而投资活动的高效达成,不但对于宏观经济发展而言是重要助推剂,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也是内部获得未来现金流的重要方式,推动着企业的成长与价值提升。近年来,“天价薪酬”和“零薪酬”事件的频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高管薪酬制度尚不够完善,引起了学者们对于高管薪酬制度的深入思考。同时,引发了学术领域针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两者间呈非线性关联的深入研讨,进而于2009年,在我国范畴内针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核心概念予以首次提出。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制度的一种特点,其会影响到高管的投资决策行为,这对于非效率投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因此,针对高管薪酬粘性和非效率投资两者间的关系予以分析讨论是极其必要的。伴随着机构投资者的稳定发展与持续壮大,关于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的研究愈来愈多,但尚未形成统一看法,主要是认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起到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也有所差异。本文尝试继续探究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具体分析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以及其异质性对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机构投资者治理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实证分析,验证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一步,从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出发,分析在其作用下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将发生何种变化。研究结果指出,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并不相同,其会导致企业出现过度投资,对投资不足有缓解作用;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可以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导致的过度投资;区分机构投资者的类型后,发现相较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薪酬粘性导致的过度投资有削弱作用。分析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理性对待高管薪酬粘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过度投资严重的企业,要把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投资不足普遍的企业,可以适当保留合理范围内的粘性,充分展现薪酬激励的效果,以达到提升投资效率的目的。从投资决策的实施人出发,深入完善高管进行投资决策的规章制度,要明晰权责,严格把控投资方案并进行必要的内部监督。由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起到的公司治理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企业要把握好内部引入机构投资者的合理性,更有力地发挥出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影响,进而改善非效率投资现象。同时,重视各类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结构合理性,优化机构投资者的构成类型。政府监管部门在做好市场优化和引导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对机构投资者监督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