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史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著、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第三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史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