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经济学家认为,运作良好、整体合一的银行业以及股票市场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可以通过各种传递渠道,比如储蓄动员和资本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根据过去三十年间所获得的资本市场数据和新形成的理论文献显示,运作良好的股票市场可以通过改变技术进步的水平、储蓄利率和经济的整体效率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本研究探讨银行业、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及协整关系。它从一个全面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角度出发,建立起这一宏观关系框架。我们对四个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分别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中国,这些国家在规模、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方面都各异,我们对其银行业、股票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观察与比较。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结合重点遗漏变量条件,在不同的向量自回归(VAR)环境中,通过检验因果关系,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银行业和股票市场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如Coporal e和Pitis在1997年时指出的,在分析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剔除比如像股票市场这样重要变量的话,可能导致以前的研究结果不实。Beck和Levine在2002年时也作出同样设想,称离开资本市场来看金融发展模式,得到的结果并不属实。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对协整选定变量进行了探索,并以此作为交叉检查的一种手段。除了因果关系和协整评估,本次研究还采用了脉冲响应函数(IRF)技术,以研究当考虑到系统遭受的外部“冲击”时,银行业和股票市场中的哪一部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最为强大、持久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获得清晰、全面的结果。首先,应用增强迪基富勒(ADF)单位根检验来测试每个国家存在单位根的变量。其次,为这四个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的国家开发了二元和三元VAR模型,以考察信贷机构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各自及共同的影响。VAR模型的作用在于在多个时间序列中捕捉到线性相关性。再次,通过采用Toda和Yamamoto在1995年提出的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测二元、三元VAR之间配对变量的因果关系。第四,采用Johansen的协整方法对与因果关系相关的推理进行交叉检查。最后,对除了塞尔维亚以外的三个国家,通过IRF分析来考量各自的三元VAR;针对塞尔维亚,采用二元银行业成长VAR来检验在VAR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突出由于引入之前缺失的变量而可能造成的因果关系差异,在本研究中,为除了塞尔维亚以外的三个国家开发了三种VAR模型；而针对塞尔维亚,由于缺少股票市场发展的数据,只采用二元VAR。首先,采用二元VAR检测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在二元银行业增长模式中进行检测时,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结果确认了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存在的“需求追随”假设。在斯洛文尼亚则没有这样显著的因果关系；而“供给领先”的假设在中国被得以证实。其次,二元VAR探讨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模式的因果推论在两个案例国家,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证实“供给领先”的推定。在中国没有这样显著的因果关系。由于缺少股票增长的数据,二元VAR模型在这里无法适用于塞尔维亚。再次,采用三元VAR,探索随着银行业发展,银行业和股票市场同时进入VAR模式。三元VAR模式以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证实了在两个国家中存在的“供给领先”设想,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推论成立,而在股票市场和实际产出增长之间,“需求跟随”的推论也被得以证实。三元VAR模式无法适用于塞尔维亚。实证结果为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依据这些理论,运作良好、整体合一的银行业以及股票市场可以促进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并能通过更快、更有效的资本积累和分布,为增长助力,以促进经济的进步。通过比较二元和三元模式下的因果关系,对系统的动态特性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当在三元VAR模式中探讨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中大多数有关银行业和股票市场发展的变量趋向回归,这与在单独二元模式下的结果显著不同。对二元和三元模式中因果关系的比较结果表明,在银行业成长中增加第三个变量,即股票市场时,VAR模式对三个研究对象国而言都是相关的,而正因为这一增加,因果关系的方向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