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实证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集中股权结构已经取代分散股权结构而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控制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所取代,控制性股东引发的代理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也因此成为现代公司治理风险重要之源。因此,规避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建设以公司长期业绩和价值增值为导向的良性公司治理体制,实现控制性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当前的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市场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是,缺乏将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纳入公司治理风险体系中的系统研究,对控制性股东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治理风险特征研究较少,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产生的行为机理以及相应风险水平预警研究不多。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以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预警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对中国违规公司的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实证分析,系统研究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特征,发现影响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显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构建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预警模型。论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应用混合博弈分析了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形成的行为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传导的体制诱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性股东在对治理风险行为选择时,需要对所能获得的控制权超额私有收益额做出均衡,只有预期超额私有收益超过一定阈值时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才会发生。影响超额私有收益阈值水平的因素有:风险损失、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形成的风险约束、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行为选择偏好等因素。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降低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不同股权结构下,各种因素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从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视角看,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该建立共赢、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控制性股东对公司未来剩余收益的预期水平,加大控制性股东在公司的直接持股比例,优化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7年中违规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神经网络智能计算方法、方差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违规上市公司的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据挖掘,辨识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预警模型。应用200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专项自检报告》所反映的公司治理质量水平对预警模型进行了效度检验。运用模型预警结果对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过上述的研究工作,本文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是在不确定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由风险损失、风险偏好以及风险约束等行为诱因,通过一定的公司治理途径形成的。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体制中,公司股权结构、股东大会机制、董事会机制、监事会机制、公司股权流通状态、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状况、公司资产规模、负债杠杆、公司投资价值、控制性股东类型特征、区域信用水平、法律环境等因素是影响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同股权结构下,这些影响因素以不同的组合机制影响着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风险损失、风险偏好以及风险约束,进而决定着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强度。第二、不同股权结构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特征是不同。相对而言,股权绝对集中型公司,公司内部的监事会机制、法律环境、区域信用环境等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公司内部人控制强度和控制性股东类型等因素的作用比较显著;股权相对集中型公司,股东之间的制衡机制、内部人持股状况、董事会机制、外部的市场机制、信用机制等因素作用比较显著;股权相对分散型公司,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状况、董事会机制、监事会、以及控制性股东类型等因素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外部治理机制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我国信用机制、产品市场竞争机制等外部机制是法律治理机制的重要补充,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的抑制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加强我国信用体制、产品市场等外部机制建设有利于减低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不同类型的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强度不同,相对而言,国有控股公司控制性股东身份信息披露比较透明,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相对弱化,因此加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类型及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建设有利于抑制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