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表明，哲学对人类当代生活的关怀以思考政治生活之困境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政治哲学的复兴是规范理论意义上的复兴，这就为从道德的视角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提供了理论背景。政治合法性问题既是政治哲学中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人类当代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在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合法性道德根据普遍面临着危机，人类当代的政治生活发展受到了此问题的严重困扰。这就为从道德视角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提供了社会历史背景。论文根据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之要求，综合了哈贝马斯等人的政治合法性概念，认为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政治统治是否具有一种体现社会同一性要求的道德根据的追问，并据此来决定是否可以建立起自愿服从的义务。政治统治的道德根据除了要体现道德义务论立场之“正当性”要求，还应该具有道德目的论立场的对于“美好和崇高”之道德目标和理想的追求。西方政治合法性道德根据的历史更迭表现出一种对道德义务论和道德目的论两种立场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偏执性：古代政治哲学从体现了共同体立场的道德目的论出发为政治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在古希腊哲学中，政治统治的道德根据在于“德性”伦理，在中世纪哲学中，政治统治的根据在于“神意”正当；近代政治哲学根据对人之自由权利的维护来组建国家和进行合法性辩护，这是基于权利理论的道德义务论立场。社会契约论是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可由于在道德和利益两种根据之间的徘徊，致使在近代后期出现了功利主义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实现了根据功利来进行合法性辩护的理论转向。功利主义是一种道德目的论，但功利主义的目的在于功利而不在于道德目标、理想和德性；实证主义在功利主义的经验性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流行，使政治合法性问题完全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维度，使政治哲学面临理论危机，并给西方政治实践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政治合法性的道德根据至此完全丧失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政治合法性道德根据之复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通过对道德目的论立场之功利主义的批判，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论》奠基于寻找普遍性、规范性的底线伦理之道德义务论立场，这种底线伦理就是包含自由和平等两个原则的“公平的正义”。鉴于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困扰西方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罗尔斯担当了为福利性国家进行合法性辩护的理论使命。福利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一种不同于个人主义原则的道德规范为之提供支持。罗尔斯着力于论证正义原则之中的“差别”原则，力图使之成为福利性国家的道德根据，他设计了“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认为在这种公平的条件下，以“差别”原则为核心的正义原则可以被现代理性公民一致认同，这样就在理论上解决了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为了使正义原则在多元性政治生活中获得现实的普遍认同，罗尔斯在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中转向政治的立场来解释正义原则，认为正义原则不具有任何道德的立场，完全是公民对于基本政治原则的纯粹政治性的“重叠共识”。由于脱离了道德的立场，罗尔斯为福利国家所进行的合法性辩护也就失败了。偏执于一种立场，特别是偏执于道德义务论立场进行政治合法性道德根据的建立和辩护，这正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缺陷，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已经对这种偏执所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些都显示出政治合法性道德根据的重建方向：将道德义务论和道德目的论结合起来，不仅仅在底线维护道义的正当性要求，而且还要在道德目标、社会理想和公民美德养成、社会同一性方面有所追求，这样才能使政治统治具有更高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才能使民众的政治服从真正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服从。社会主义中国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自觉合法化努力已经显示了这一重建的方向。虽然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但其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程度远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合法性危机那样严重，而且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通过道德义务论和道德目的论立场相结合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之治国战略、通过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美好理想和追求已经使合法性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