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表现为地区一体化和城乡协调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基础设施、生产力布局、市场机制、技术水平、文化习俗、意识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迥然，客观上存在着地区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问题。中国区域差距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所经历的三次大的战略性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下实施的第二次调整中(即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区域差距问题逐步显性化，且越来越为严重。并可预测，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区域差距仍将呈高势能发展态势，如果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之间发生交错、共振，必将会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因此，在研究现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决不能回避区域差距问题。而且，解决中国区域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研究和解决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应从区域经济学入手，区域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理论之一。区域增长极是由某些具有创新力的“推进型产业”，集聚于某一地区或城市，获得优先增长而形成的区域经济活动中心。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是从区域增长极的增长开始的，通过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腹地或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平抑区域差距。可见，区域增长极的增长是解决中国区域差距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试着通过对中国区域增长极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分析区域增长极理论、机理，分析中国区域增长极增长的动力系统，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等问题，并对作为中国次级区域增长极的地级城市的定位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努力勾勒出中国区域增长极增长的宏伟蓝图，为解决中国区域差异问题提供依据。本文带着中国区域差距的问题，通过研究中国区域增长极增长问题，来寻求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途径。全篇内容依次分析了区域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机理，中国区域增长极的动力系统，以及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构建等问题，并对作为中国次级区域增长极——地级城市的定位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相应提出解决中国区域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对策。通过研究，本文的主要观点和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首次把“地级城市”这一中国次级区域增长极，作为对象，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人们一直对诸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高层级区域增长极的研究较多，而对作为中国次级区域增长极的地级城市，相关研究甚少，这不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地级城市作为中国政府行政框架中的第三级，作为中国区域增长极层级中的第四级，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主要是因为，“地级城市”直接衔接着广大农村、衔接着省会及省会以上的大城市、大都市、三角洲等高层级区域增长极，地级城市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发展状况直接关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败，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2．本文对区域增长极理论进行了逻辑创新，构建了中国区域增长极理论框架。目前的增长极理论，在指导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缺失和不足。本文分析了区域增长极理论在实践中应用效果不佳的主客观原因，论证了在中国培育和发展区域增长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区域增长极理论的可合成性特征，采用系统合成法，把区域增长极相关理论，纳入统一框架，使得中国区域增长极增长问题研究，能够理论化和系统化。3．本文对区域增长极的利益、成本、效应、公平性等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本文通过对区域增长极的利益机制研究，得出区域增长极的增长轨迹：即企业、个人、公共机构三大利益主体，在区域利益的驱动下，推动区域经济要素向收益较高的城市集聚或集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并持续集聚外围经济要素，节约区域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其次，通过对区域增长极的效应分析，打破了经典增长极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的观点，认为，极化效应的优势是暂时的，“空间上的地理二元结构”不是恶性循环式发展，而是可以打破的。因为，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在时间序列下，极化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二次函数增长，而扩散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指数增长，最终，在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此消彼长过程中，当扩散效应占优势时，区域经济有向均衡态发展的趋势。区域增长极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扩展过程。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区域增长极对腹地空间的两种效应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随着作用半径的扩大，效应逐渐减弱。在信息化速度加快，交通和通讯网络健全的当今，距离似乎在缩短，随着区域增长极的持续增长，扩散效应占明显的优势，利于节约域内成本，减小区域差距。第三，本文通过对区域增长极的收益—成本分析，认为：区域增长极的收益是通过具有创新力的推动性企业或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强的扩散效应和较强的发展潜能)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的结果。推进型产业的直接贡献主要是在于产生了集聚经济。集聚经济包括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个方面。其中，规模经济(专业化、垂直一体化、企业实力强等)指区域增长极的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或同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所产生的成本节约，属于内部经济；范围经济(多样化、横向一体化、企业数量多)则属于产业经济学范畴，是指与企业和产业的多样化发展有关，是由于多样化而使得每个品种的成本低于仅仅生产一个品种的成本，能够真正的体现区域增长极的内部产业经济活动的规律。两种经济产生的综合效应规驱动区域增长极的内部收益的提高；外部收益体现在区域增长极对周围农村地区、小城镇和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大小。而区域增长极成本的实质就是区域差距。根据时间序列和空间扩展下，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动态比较结果，区域增长极的增长和腹地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可得出其成本的运动轨迹也呈倒“U”型。从而，可得出，区域增长极的成本在短期内不可能减少。区域增长极的成本大小，随着其长期动态变化，到一定的阶段，成本会有下降的趋势。最后，通过对区域增长极的公平性分析，得出区域增长极的不公平性是区域空间上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制度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差异性导致的结果，属于结果不公平，具有相对性和可以接受性。并根据林毅夫教授关于公平和效率可兼容性论证的结论，把公平与效率内生于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战略，分析得出区域增长极的效率与公平也是可兼容的。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兼容、相互替代的关系，替代关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表现为公平损失和效率损失的程度不同；兼容关系表现在区域增长极的增长中，呈倒“U”字型变化规律，即随着区域增长极的增长，不公平的增加伴随着效率的下降，即不公平性对效率的制约作用客观存在；且一定的效率水平上可能有两个不同的不公平程度，这就给我们创造了选择，即选择一定效率下，不公平较低的点。综合上述关于利益、成本、效应、公平性等机理分析的结果，可得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增长极的持续增长，客观上存在着区域差距缩小的趋势。因为，区域增长极既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又是一个可控过程，也可以通过政府的调控来缩小区域差距。其实，在区域增长极的增长中，可以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区域差距的缩小，只不过是时间资源和政府调控成本的替代效应而已。4．本文运用系统法，深入研究了中国区域增长极的动力机制。并认为，区域增长极的动力系统是指，推动区域增长极增长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空间范围内，推动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和增长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和作用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组织制度、技术创新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该系统是由五个不同功能的动力机制构成的闭环系统。通过对五个动力机制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发现：各个机制在区域增长极增长中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其中，市场机制是主动力、制度变迁是推动力、产业集聚是内生动力、产业结构转换是传递动力、创新是不竭动力。但是，各个动力机制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以系统的方式对中国区域增长极的增长起着整体推动效应。5．本文运用区域增长极的延伸理论或模式，来分析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的构建问题。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为载体，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着下一层级区域增长极增长，…如此推理，并得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应由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以及由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构成的区域增长极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着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及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的综合效应，其中，两种效应的发挥遵循由上一层级向下一层级区域增长极(可以发挥跳跃式效应)的基本方向，并以极点辐射、轴线辐射和网面辐射的形式，进行合理布局、分工协作，整合全国或大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资源，形成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故此，并得出，构建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是解决中国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这一基本结论。6．本文通过对“市管县”体制下，中国地级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诊断结果表明：弊病的根源在于行政干预过强和财力过度集中，导致“市对县”的服务功能定位不准，管理不当，市县关系不顺。笔者所开出的基本处方应该是：彻底取消中国地级城市在中国政府架构中的第三层级地位，从源头上斩断市县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按照区域增长极理论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赋予地级城市和县域真正的经济选择权，保障地级城市的经济枢纽地位，确定地级城市与广大农村腹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确定和发展中国地级城市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发挥其辐射或扩散效应，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展望中国地级城市未来发展的趋势，笔者发现，未来中国，必将形成以“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为基本框架，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等六个大区域增长极为依托，以“沿海、沿江、沿边、沿京广线、沿陇海线、沿包兰成昆线”为轴线，以“三大经济带和十三大城市经济圈”为网面，以分布于全国的地级城市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单元，以广大农村为腹地，由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三角洲”、大都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等)构成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健全的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发挥各级各类区域增长极的中心辐射功能和网络化扩散效应，以及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的综合效应，实现覆盖全国区域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在区域增长极理论框架的构建上，缺乏数学模型推理，逻辑仍不够严谨；由于缺少地极城市(尤其是城区)的崭新数据，论文没能做精确的量化分析，没能对中国地极城市做出清晰、准确的定位，没能对中国区域增长极体系做地图或图片分析，直观感和立体感不强。所有这些，都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