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同志书写”是指那些在大陆及港台与“男性同性社交欲望”息息相关的艺术创造活动与表意实践。本文以中国男性建构的历史和理论视角重新阐释“同志书写”，以打破大陆及港台现有研究之下，对探讨“同志书写”和研究“男性建构”的一种隔离和分开状态。港台时下蔚然成风潮的“同志”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以同性爱为书写中心的文本。本文的研究对象，当然也不会刻意脱出此选材倾向，不过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再推前一步，把现代中国性和西方后现代性的男性建构论述作为切入“同志书写”的视角，借助‘同志’一词的流变，把每一代人的“身体政治”进行系谱学的追溯与分析。　　 本论文主要考察20世纪末(1989年-2000年)流传在大陆及港台的同志书写与男性建构的互动与对话，如何形塑了男同志的主体意识?这些同志故事的男性建构如何借助九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美学，冲破主流知识界的心理防线，以游击战式的视觉景观和轰炸，渐渐包围了以阳刚大叙事见称的国族男权中心意识形态?　　 本论文的分析对象主要是选取那些以男同性爱和一小部分“铁哥们儿情谊”作为叙事主题的表意实践文本，大部分是小说和一些散文，也包含部分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现有同志论述的再解读。本论文的研究视角涉及两个层面：纵向的时间转换分析和横向的空间转换比较。时间上的纵向分析是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小说中的男性建构；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却是从当代大陆横跨到台湾和香港(以下简称“大陆及港台”或“三地”)的男同志书写。换言之，前者是有关对男性建构-的一个历时性探讨，后者是倾向于一个共时性的男同志书写考察。前者仅作为历史材料和理论辅佐的参照系，后者才是本文研究的重心。本文有意通过比较三地的同志书写，来探讨20世纪末的中国男性建构怎样在继续发挥力道，以及如何在这些同志书写里出现了质变?　　 从《国语》、《后汉书》、一直到清代的《红楼梦》和晚清沈岱瞻的《同志赠言》，中国古代典籍‘同志’的语义主要还是泛指那些志趣与志向相同的人。‘同志’的语义功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是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事。从康有为的“保国会”，蒲殿俊和罗纶领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同志’有了“政治理想相同的人”的意味，也对译上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风潮的Comrade。‘同志’在现代中国被诸多政治党派、社会团体与个人媒体广泛使用。这均以现代中国所要打造以“阳刚身体”为隐喻的“国体”密切相关。换言之，‘同志’主体参与身份政治的打造与现代中国人的男性建构其实是同步生成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同志’成为大陆社会普遍的泛尊称，多指“信仰同一主义的人”，它是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理想冲动产物，乃至它进一步被“简化”成特指“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随着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和东欧联盟解体，‘同志’的革命意涵似乎已寿终正寐，日渐从大众的记忆库移进历史的档案馆。20世纪末，大陆民间老百姓已渐渐舍弃‘同志’这个称呼语，反而代之于过去的“小姐”、“先生”和“老板”。倒是大陆及港台的同性爱者藉着性政治或同性恋平权运动，以“同志”自居和称兄道弟，在世纪末以文学创作和其改编的电影诉说着新一轮的“同志故事”，再现了另类的男性气概，重新想象了‘同志’主体。“同志”至今普遍成了大陆及港台同性爱者自我命名的身份认同。20世纪末的三地均出现了质量可观的同志书写，而且这些书写也正在冲击和改写五四以来的中国男性建构美学。　　 本论文把三地同志书写的男性建构主体，归纳成三大类：大陆同志、台湾酷儿和香港都会性情男。这三大类也构成了本文结构的核心论述。在第一大章《导论》里，笔者首先对论文的题目、研究范围、理论方法和研究状态作了阐明。也就论文出现的关键词，作了词源学的梳理和索解。　　 本论文上编《大陆同志：身体政治的革命与变奏》，论文首先着手处理中国大陆的同志书写和男性建构，并认为这两个性别议题一直都被纠结在“身体政治”的家国表述里，一直没有得到现有历史条件的厘清。本编前言梳理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借助家国的革命表述把“身体”和“同性爱”病理化，一直发展到九十年代大陆同性爱者如何通过同志书写，把自身“去病理化”，在20世纪末性革命的借尸还魂下，以说故事的方式重写中国身体政治的历史。“友爱”、“丑角”和“兄弟”这三大命题是他们重新进入历史的方式，也是他们重写中国男性建构和男色的尝试。　　 本论文中编《台湾同志：酷儿灵魂的现形/“出匦”/“带饿思泼辣”》，则从台湾的同志书写与解严后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发生和互动谈起。不像大陆，台湾的“同志书写”没有只满足停留在说故事的层次，它还是同志们“集体现形”的言说战场，里头包含着对自己身份的抗争，以及对外界的喊话。更激进的同志多以“酷儿”自称。“酷儿”渐渐在全球华人世界里成为台湾的专用发明译词。不同大陆，“文学”是台湾同志最早的主要言说战场，它一直都在台湾社会性解放运动中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九十年代的台湾同性爱内部一直都在探讨如何准确自我命名的问题。有三个命题都在这些同志书写反复呈现：“同志”、“酷儿”和“飘泊离散”(即“带饿思泼辣”)。这些命题均和台湾男性建构的“中国性”和“去中国性”息息相关。　　 本论文下编《香港同志：“雌雄同体”与都会性情男》，则从香港作为西方同性恋解放思潮首先登陆的华人地区谈起，香港作家如何借助这些西方资源重新想象国体和身体，包括把同性爱自我改名成“同志”，然后进一步把能接受同性恋的异性恋者也成功纳入“新同志”的阵营里。再来形塑一种“雌雄同体”的后身体景观，消解中国自晚清以来作为政治主导性的“民族主义”。香港电影文化工业和写作界所打造出来的都会性情男，正是这一系列男性建构的变革产物。下编从三大命题“香港故事”、“恋物癖”和“同志的再现”来处理香港的同志书写与男性建构。在现代中国性和西方后现代性之间，香港的同志书写重新想象了中国阳刚大叙事的‘同志’主体，建构一种属于香港特色的男性建构-“都会性情男”　　 总之，同志之于大陆，酷儿之于台湾，都会性情男之于香港，这三种男性建构主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同志”，它并不具备一时一地固定不变的本质，实际上它们三者之间经常互相造访和对位，它们的发言位置在实践一种流动性的“身体政治性相杂种”。它们作为20世纪末大陆及港台多元情欲流动的三位一体，正在逐渐重写今天我们华人世界过去对男性气概的认知。